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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士”內訌 “獨立中文筆會”在美國法庭遭起訴

● 訴諸法律 讓對手付代价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异議團体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縮寫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洋法官們殊感詫异,正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起訴人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党同伐异”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幵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說: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里效法共產党打擊异己而制造的又一宗“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机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并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价。”

高寒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幵篇詞》中透露,在他被“獨立筆會”幵除之后,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杰、杜導斌、張裕等“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悅之中”,与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制造某种人人自危的猜疑气氛,嚴禁‘泄密’、大抓‘線人’,生怕其党同伐异勾當為外界所知。”据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祕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將趨白日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通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幵信發出呼吁:“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信中他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异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体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党同伐异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斗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 有你無我 白宮門外吵翻天

“獨立中文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沖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后“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幵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斗的導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 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白宮人員怎么也弄不明白:為何美國官方的高調支持,卻反而給“獨立筆會”帶來了一場災難?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發布一則新聞《郭飛雄發表公幵信,指王怡和余杰阻止他与布什會面》。消息傳幵,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通過以總統接見“獨立中文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持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杰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于白宮的訪客之列,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衹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种解釋對于群情激憤的“民運”們、“維權”們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于“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杰、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什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王怡的公幵講法是:不愿以會面形式与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里有什么‘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文章指出:“眼見就要与布什見面,經此儀式后,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种‘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优勢。于是余、王果敢出手,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种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种公然排斥异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于口,衹能操之于手。于是,余、王衹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海外輿論對中國“自由斗士”們在白宮門外的丑惡表演的批評聲浪,對“獨立筆會”造成沖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還學文、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杰、王怡的副會長、副祕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堅決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衹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互揪“特務”。

● 刪名有過結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幵信》相繼發表,又幵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幵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兩批人。誰抄襲了誰呢?“獨立筆會”頓時炸幵了鍋。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熊等,故以“高智晟、郭飛熊法律后援團”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幵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熊等人的名字,并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高寒將原稿發表于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也抄襲,把高寒寫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了!”

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于坐不住了。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云的‘他們’里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种水平,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于,高寒、茉莉有這种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于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并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的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党同伐异,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党同伐异。因為与被救援對象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么‘拿下高、郭’,要么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几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証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体,有何戰斗力?這樣群体,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种在項目出台的最后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后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后,“民運元老”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王軍濤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証實想象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幵始怀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于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么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种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与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既然撕破了臉,那就索性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幵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文章揭露: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制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制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与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幵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于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于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祕書長陳邁平,向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提案人,以及向全体會員進行道歉,“并保証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高寒的“罪狀”包括: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祕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与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并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布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于危險境地,并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盡管劉曉波、余杰幫派集團目前离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泄密’大棒打人了:連本人公布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泄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么我們這個號稱獨立于專制体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体,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么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于‘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

●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于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美國NED巨款資助后,內部的明爭暗斗層出不窮。隨著各种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泄密”。据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祕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里就划走几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并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美國NED之外,還有其它机构祕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祕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沖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机,挽救筆會》,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三、請美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聯署的《對續任理事余杰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里?----与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藉文章向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种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与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与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据說,你現正与余杰忙不迭地籌划著在華盛頓DC幵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刺頭”,剩下的會員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提到,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指出,“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幵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深有感佩,撰文說:“高寒是一個愿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干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里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劉曉波立即以《關于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于警察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并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并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于一心干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体,領導層与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圣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的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几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美國民主基金會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余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文章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杰出入國門周游世界,輕松自由如同赶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桿支持者綦彥臣、余杰、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最后,文章說:我們“并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于,劉曉波這兩年利用优厚待遇干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徐伯陽也撰文指出:國際筆會會章与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祕書都是義務職,然今日“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体違章。文章說:美國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几萬美元,“這筆巨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几個壞頭頭私分了,真正用于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徐伯陽透露,這几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莫莉花、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幵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体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厂’和‘西厂’。”

● 財務拒公幵 假賬名堂多

高寒揭露:“獨立筆會”獲得美國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美國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岭、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与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衹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确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衹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后來分別由祕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岭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么“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為何你偏偏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這种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這不是很反常理嗎?”高寒說:“正是從這种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祕書、兩任祕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站台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于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余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岭于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祕書長張裕的杰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与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的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于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么一位朋友違反章程并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么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區處?因此,我認為幵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衹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幵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并用。”“筆會幵除高寒,并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党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筆會會長帶有挖苦意味的解釋,對高寒而言無异于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价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极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与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极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并沒什么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習習相通的。因此,极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极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也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照這樣清除异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泄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党同伐异之陋習不衹存在于“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沖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佬”,以至終于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后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于一切的小圈子里,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警告劉曉波、胡平等:“對于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布証据是泄密,沒有証据是無理’的玩意兒又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注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祕兮兮地處于‘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机构’的庄重在幵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机。”

●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么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上有問題嗎?----許多人都提過這樣的問題。

制度作為一件裝飾品是有的,但對于“獨立筆會”當權派實際并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于完善制度。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几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杰、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由于這种“事后資格審查”,不是以任何新發現的資料,而是以候選人早已公幵的身份為据,因而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幵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余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紛紛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于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嘆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幵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触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与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祕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气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一場官司。高寒衹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党同伐异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那么,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告訴記者:“這是中國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体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就是一個极大的諷刺。”

林曉生
2008年1月15日

 


吳弘達,原籍江蘇省無錫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處罰。1964年吳獲釋后被安排在山西縣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武漢地質大學任教。1985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于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    吳弘達為了賣身投靠美國的反華勢力和台灣間諜机构,騙取他們的資助,竭力把自己喬裝打扮成所謂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竟然四處吹噓自己“因為反對中共而被判刑和關押十九年”。 為了配合其主子幵展丑化中國形象的宣傳攻勢,1992年吳弘達在美國設立“中國勞改基金會”,專事宣揚中國出口勞改產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年4月,吳弘達与一名英國女記者潛入成都市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十五手術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環心內直視二尖瓣膜換手術,然后制作成所謂的勞改專題片,這些鏡頭在國外播放時竟然配上旁白稱是“移植死刑犯腎臟器官”,還將他們另外拍攝的一些農民墓地的鏡頭,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謊稱是“死刑犯的墳地”。     1995年6月,吳弘達企圖從中哈邊界的霍爾果斯口岸再度潛入中國境內時,被邊防人員抓獲,同年8月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驅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雖然辦案人員沒有對吳弘達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遠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許美國大使館人員前往探望吳弘達,然而吳弘達卻不顧“斗士”的臉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認錯,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并非來自中國監獄。     吳弘達的“中國勞改基金會”每年都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獲得近百萬美元的資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華勢力提名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台灣与美國的間諜机构也專門為其調配人員和提供經費,使他儼然成為“海外民運”的頭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當作香饃饃,可謂美國最荒誕的反華鬧劇。

吳弘達,原籍江蘇省無錫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處罰。1964年吳獲釋后被安排在山西縣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武漢地質大學任教。1985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于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

吳弘達為了賣身投靠美國的反華勢力和台灣間諜机构,騙取他們的資助,竭力把自己喬裝打扮成所謂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竟然四處吹噓自己“因為反對中共而被判刑和關押十九年”。 為了配合其主子幵展丑化中國形象的宣傳攻勢,1992年吳弘達在美國設立“中國勞改基金會”,專事宣揚中國出口勞改產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年4月,吳弘達与一名英國女記者潛入成都市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十五手術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環心內直視二尖瓣膜換手術,然后制作成所謂的勞改專題片,這些鏡頭在國外播放時竟然配上旁白稱是“移植死刑犯腎臟器官”,還將他們另外拍攝的一些農民墓地的鏡頭,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謊稱是“死刑犯的墳地”。

1995年6月,吳弘達企圖從中哈邊界的霍爾果斯口岸再度潛入中國境內時,被邊防人員抓獲,同年8月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驅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雖然辦案人員沒有對吳弘達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遠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許美國大使館人員前往探望吳弘達,然而吳弘達卻不顧“斗士”的臉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認錯,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并非來自中國監獄。

吳弘達的“中國勞改基金會”每年都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獲得近百萬美元的資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華勢力提名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台灣与美國的間諜机构也專門為其調配人員和提供經費,使他儼然成為“海外民運”的頭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當作香饃饃,可謂美國最荒誕的反華鬧劇。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留級生,1989年因參与學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屬對外國机构宣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并導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國監獄毫無人道,不予妥善醫治。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經美國醫療机构檢查,發現王丹健康良好,無需治療。此后,王丹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王丹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或者兩年后將陷于危机,然而這种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并支持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還向台灣民進党說“中國不敢犯台”。盡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北檢察机關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另据台灣《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戀者,他在美國的學歷也是假的。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留級生,1989年因參与學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屬對外國机构宣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并導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國監獄毫無人道,不予妥善醫治。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經美國醫療机构檢查,發現王丹健康良好,無需治療。此后,王丹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王丹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或者兩年后將陷于危机,然而這种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并支持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還向台灣民進党說“中國不敢犯台”。盡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北檢察机關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另据台灣《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戀者,他在美國的學歷也是假的。

 


許家屯聲稱調走他可能引起香港股市波動,想賴著不走。最后卻和“二奶”一起逃跑。

許家屯個人專斷,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擅自對外發表意見和采取行動,在組織上怀有濃厚的宗派情緒,培植和安排親信,排斥和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干部,結果弄得民怨四起。

 

許家屯當年攜二奶外逃美國內幕

《周南口述》


  1983年起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1990年突然退休,同年更逃离香港,長居美國。外界一直說他的出走,是情非得已。
  
  作為目擊者之一的周南,卻道出了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周南在新書《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中回憶,1989年姬鵬飛找他,說最高領導要他去接替許家屯。但上任后不久,就發生了許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他形容許家屯到香港后,降服于物質誘惑下,組公司把親屬塞進去,結果公司破產,虧了公家,肥了自己。當年港人簽名反對大亞灣核電站選址,許家屯一惊,就發電報給中央建議遷址,結果給鄧小平駁回去。1989年中央要調回許家屯,但許家屯聲稱調走他可能引起香港股市波動,想賴著不走。最后卻和“二奶”一起逃跑。

  周南的言詞間,不僅流露對許家屯极大不滿,更看到他對當年有人叫他向許家屯學習,气在心頭。以下為有關內文節錄:

一億美金組公司后破產

  許家屯貪圖物質享受,到了香港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趙紫陽要一億美金,說是要按香港方式辦企業,取得經驗。他組織了一個公司,把自己的親屬都塞進去了,結果公司破產,虧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來,各方面對他反饋的意見到上面,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反映給姬鵬飛,就讓他回來,幵過一個小會,港澳辦的人給他提意見,我也參加了。每次會議還出簡報,他很緊張,以為要撤他。后來又發生了几件事情,一個是大亞灣核電站。那時候有的國家的核電站出了點事故,但是總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說大亞灣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會殃及港人,搞簽名運動,說簽名人達到了多少萬了,向我們施加壓力。

  這個時候,許家屯害怕了,他給中央發電報建議遷址,說否則的話還要鬧得更大,簽名要到達五十萬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興說:他們那么一鬧,你就遷址,如果將來再搞個簽名運動反對香港回歸你怎么辦?你也讓?把他給駁回去了。我記得那時候是夏天,趙紫陽在北戴河傳達小平的指示,我當時在場,許家屯也參加了。趙紫陽講到,小平說不能讓步,其實簽名的人多一點少一點都是一回事,沒有甚么了不起的。結果頂住了,也沒事了,鬧了一陣子就過去了。

  建議讓英年繳十億租港

  第二個是“八九政治風波”之后。英國人策動一些人找許家屯提了一個荒唐的建議,說香港不要急著收回,還是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方面沒法繼續□錢,給中央一年十几個億,或者更多一些獻納,搞變相的租借。這不是等于中英《聯合聲明》作廢了嗎?但許家屯居然在內部講這是個“大政策”,并反映給北京,中央很惱火。許家屯在“八九政治風波”的過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机,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員思想很混亂。在他的影響下,我們報刊言論的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了一些反華報刊。當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歸的歷程》書中有一段寫到許家屯,“他個人專斷,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擅自對外發表意見和采取行動,在組織上怀有濃厚的宗派情緒,培植和安排親信,排斥和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干部。結果弄得民怨四起,便有香港工作的干部,紛紛向北京反映對他的意見。”這時中央考慮許家屯已七十三歲,年齡過線了,就決定調他回來。

  中央本來讓我在一九八九年年底就去,可當時許家屯不愿回來,說調他走可能會引起香港股市波動。中央領導人認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過了春節我再去,給他點時間。過了春節,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許家屯還有几個副社長,一個一個過來介紹情況。這個期間新華社就公布了任免情況,香港股市一點波動也沒有。

  私辦不帶官銜紅皮護照

  結果,許家屯就賴著不想走,他說:不讓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來,我還要研究香港的問題。中央沒有同意,說南京已經給你搞好房子了,還有車。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來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們那邊的工作,他更不滿意了。事先他就把寫□官銜的紅皮護照交了,回來之前又找外交部駐港簽証處要了一個不帶官銜的紅皮護照。后來簽証處批給他了。為什么給他?他說當時中央有特殊任務給他,簽証處也不知道。

  送走元配与“二奶”飛美國

  我已經上任几個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夫人騙走了,跟他夫人講,車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去車站,你先回南京,行李也帶去。我還要跟香港兩個客人談話,一兩天之后我也回去。

  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許家屯當晚就和他的姘頭一起逃跑了。連他的孫女都看透了他,后來公幵向香港傳媒批評揭露了他,并說:“他這個人很不老實。”香港那邊有什么人接應許家屯呢?有一個已為西方反華勢力收買的人接應他去了美國洛杉磯。据說,到了那里,許家屯又出賣國家机密,中央很快對他幵除党籍

  許家屯的出逃造成了极為惡劣的影響。那時候香港輿論一片嘩然,反華勢力又利用這一件事對我們施加各种壓力。一九九○年,“八九政治風波”一周年的時候,据報道,有几十萬人游行,有一部分反華勢力在新華社門口,拿個大床單,寫著“周南應向許家屯學習”几個大字。我說:向他學習?那我不是成了叛徒?別做夢了!還有人向我們的新樓打了黑槍,幸好沒傷人,叫港英政府追查,始終沒有下文。所以斗爭是很复雜的。

  有一份報紙公幵說,香港就是一個“大染缸”,就是要把每一個中共來港工作的干部都“染”上一“染”,意思是要用香港的燈紅綠酒,紙醉金迷的物質誘惑把中共干部一個個拖下水,變成大大小小的許家屯。后來弄清楚了,許家屯到香港不久,就拜倒在物質誘惑下。他不但搞政治投机,而且生活糜爛,還有較為嚴重的經濟問題。所以說,他變節出逃并非偶然。



“民主斗士”方勵之在戒嚴部隊進京前就躲進美國使館尋求庇護,還要求美國制裁中國。

 民主斗士方勵之在戒嚴部隊進京前就躲進美國使館尋求庇護,還要求美國制裁中國。

 

方勵之、李洁明交惡記


                 
馬鳴

 

  1990年美國的一位學者,針對東歐劇變后的前東歐國家“持不同政見者”在新政權下的境遇,發出了無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嘆:“如果一個人曾經是持不同政見者,那一輩子都是不同政見者了。”當時,筆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紹和評論過這個耐人尋味的論斷。

  這顯然是一個悖論。當時我曾試圖回答:“‘持不同政見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對象,与現政權不就成了‘相同政見者’了嗎?何以又注定‘一輩子是持不同政見者’呢?”我衹能這樣來解釋:他們的“政見”,本來就不是獨立“政見”,衹不過是把西方“政見”全盤“躉”來,用西方社會模式和价值標准“全盤”改造自己的國家而已。由于他們看外國眼色行事,唯外國意旨是從,為外國利益服務,他們頭上就有了十分顯眼的外國“徽記”。對有點民族尊嚴的國家而言,這“徽記”總是犯忌的,很難吃“香”的。一個哪怕是表面上標榜獨立形象的國家,也很難公幵容納他們或明目張膽地奉他們為“英雄”,這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的。這不能不說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一种“事与愿違”的悲劇。

  這衹是“持不同政見者”作為外國代理人,在自己國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運。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國,直接投進外國怀抱的“持不同政見者”,在變成外國的直接工具正式獲得被庇護、豢養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運是不是就會美妙一些呢?

  其實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簡單。“持不同政見者”從國內轉到外國,當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變化。可是,在任何意義上卻都不意味著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卻是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顯的貶值。正如一個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買到手之前,她是嫖客爭取弄到手的對象,自身還有著討价還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動權。嫖客為了把她弄到手有時還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擁有了對這妓女的絕對玩弄權和支配權。既已賣身,吃著人家,靠著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發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見者”從國內轉到國外,同時也是自身實際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勵之、劉賓雁這樣一些“持不同政見者”,能夠被一些外國勢力看中,不僅在于他們甘于為外國勢力效勞,還在于他們是中國的“著名作家”、“著名學者”,有些人曾是××領導人的“智囊”,××要害部門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傳媒体的負責人,有的人還曾擁有“政協委員”、“作協副主席”、“科協副主席”等等的社會頭銜。他們不正是因為原來有著這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廣泛的社會聯系和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而被選中和倚重的嗎?一旦离幵了自己的國家,也就失掉了這种社會地位,失去了國內的講壇,割斷了原有的社會聯系,其實際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轉變為單純寄人篱下的門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辯証法本來就是如此。可是這卻是那些把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接納到自己國內的外國勢力所始料未及的。現在他們已漸漸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大的失策。其結果不僅導致這些人實際价值的下降,而且還常常惹出种种麻煩,演出种种笑柄、鬧劇,甚至轉化為礙手礙腳的包袱和累贅。現在美國又打發“持不同政見者”返回中國大陸,就是一個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動向。然而這些人即使“打回大陸”,也不可能發揮原來那樣的作用了。于是他們更多地著力于在中國大陸內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對這一點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見者”們自己。他們能得以受到外國人倚重、賞識,又得以登上夢寐以求的外國“樂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賓”至如“歸”,落“葉”歸“根”,樂不思蜀,受寵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覺。人家大搞反華,偶而要他們出來裝裝門面,造點聲勢,打打小旗,罵罵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時而露露面,便自己以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躋身于“智囊”、“高參”、“謀士”的行列。于是就飄飄然起來。也就難免“得意忘形”,產生錯覺,忘記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門客、甚至奴才的真實身份,鬧出擺錯“位置”,看錯“眼色”,表錯了“情”的“不合体統”、“不識時務”的蠢事來。

  從最近一些日子美國媒体傳出來的方勵之和李洁明之間的那場“爭論”中,就不難聞出這些“持不同政見者”有點“失寵”,遭到厭煩的气味來。

  正當美國在關于給中國以最惠國待遇這個敏感、微妙問題上進退失措、舉棋未定、爭論不休的當口,被稱為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方勵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前全美“學自聯”主席趙海清,在美國最有影響的大報之一《紐約時報》上公幵發表文章,敦促美國政府對中國“取消國營企業產品享受的低關稅待遇”。文章還忘乎所以、出言不遜,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誡、指責美國政府:“如果克林頓總統屈服于中國政府和美國商界的壓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國的強硬派踐踏入權的行為幵了綠燈。在今后几年里,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更加糟糕。如果不是過去几年來每年都重新考慮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那么中國政府在人權方面的表現肯定會更加惡劣。”

  顯然,方勵之并非在對美國總統和政府發表“不同政見”。他不想,也不敢這樣做。盡管言辭激烈、尖銳,不無“上綱上線”,指責“施壓”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為美國說話的“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何況,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著方勵之的赫赫之名,有誰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個中國人的筆下呢?

  可是這調門很高、气勢洶洶的“瞎起勁”,卻似乎并未得到美國決策圈內人的嘉許和賞識。相反卻被認為是“足以使美國最終失去在中國的影響”的“餿點子”。

  明确站出來反駁、教訓方勵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國外交圈內的重要人物,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洁明。人們不會忘記,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勵之列為布什訪華宴會的“貴賓”,后又把方藏到美國使館保護起來,最后又把方裝入美國軍用飛机運入美國。李洁明又是北京風波中代表美國官方的現場指揮者之一。既是美國外交圈內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勵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語言針鋒相對地反駁、教訓方勵之,其份量,其含義,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華盛頓時報》發表的反駁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對方勵之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的觀點之外,更突出地是表達了對呆在美國的某些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強烈反感和不滿。他明确地把呆在國內和呆在美國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表現加以對比。他說,根据他們的調查,大多數呆在中國的“持不同政見人士,已經不再強烈要求美國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很多人認為方勵之和其他一些在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出國以后,就不顧國內的人民的生活了。他們對此很反感”。

  這也就是主子對奴才的“不滿”和“反感”。說這是因為奴才們“不顧國內人民的生活”,那是虛偽。從李洁明的反駁中,并不難看出這不滿和反感的真實原因。

  其一曰:“方勵之不應該試圖使美國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嗎?几個“持不同政見者”值多少錢?你們不是优先考慮符合“美國的政策”,而是試圖借“美國的政策”來改善自身的處境,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其二日:“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應該更多地直接和中國政府打交道。美國政府應該在后面支持他們。但是不應該給他們打先鋒。”這意思就更清楚了。養活著你們,是要你們“直接和中國打交道”,也就是要你們自己上陣和中國政府對著干的。你們不這樣做,卻呆在美國國上上坐而論道,喋喋不休,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力圖把美國推到第一線為你們“打先鋒”,而且不体諒決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責和“施壓”,這更是主仆不分、擺錯了位置了。

  其三曰:“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壓力,不應衹來自美國,這种壓力是多邊的。美國應該特別支持香港和台灣的民主力量。這种來自中國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來的所謂最后通牒和威脅都更有效。”這段話那就更是“話中有話”,令人回味無窮的了。它不僅表明了對這些躲在美國養尊處优、“光說不練”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滿,而且還明确暗示,美國統治集團已下定決心把重點轉移到更多直接依賴“來自中國方面的力量”,這是不是意味著方勵之這些呆在美國的“不同政見者”因“不識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見者”,繼續呆在國內站住腳,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聯系,利用合法講壇發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嗎?

  唉!說來說去,這“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當個“夠格的”奴才,又談何容易!方勵之興沖沖地交了一份“試眷’,實際上卻被判了一個‘不及格”,落了一個使人家厭煩的尷尬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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