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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育賢(中)原是撬門爬窗的小偷,出國后成為台灣特務,分裂破壞海外民運組織,還因性侵犯兩名幼女而遭到起訴。

倪育賢()民主党向非法移民兜售党員証和庇護假材料牟利

鄭源在題為“正本清源”的演講中
回顧了中國自由民主党的歷史


【大紀元5月9日訊】(大紀元記者史靜紐約報導)中國自由民主党美國地區第一屆党員代表大會昨天(8日)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召幵。百余位党員代表与會。大會聽取了籌備會主席陳明的工作報告,并投票選出了21位總部委員會委員。大會發表公告,呼吁不要對中共抱有任何幻想,要聯合國內維全人士,團結國際民運組織,在王炳章的旗幟下前進。

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鄭源、原監委主任王涵萬、“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經理薛偉、八九民運工人領袖呂金花、民主中國陣線美東地區負責人唐元雋、世盟主席王軍等出席大會并做主題演講。

鄭源在題為“正本清源”的演講中回顧了25年來中國自由民主党走過的風風雨雨。他指出,中國民主運動目前最缺的是領袖人物。領袖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用選票選出的。他鼓勵民運人士,貴在堅持,尊重民主程序。中國民運就一定能納入全世界民主的軌道。

薛偉的講話題目為“中國民運的新課題,難民運動”。唐元雋的題目為“一個團結的民主政党對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將更具影響力”。王軍則以“同中國自由民主党并肩戰斗共同創造民主運動的輝煌”為題演說。王軍倡議兩党合作,再創民運新局面。

通過投票產生的二十一位總部委員會委員為陳明、鄭科學、劉麗萍、祁小馬、陳中義、高世強、齊長平、權日煥、張秀紅、張樹深、方梅、王寶華、胡景岩、張金庄、戴國憲、羅志祥、柳影、邵寶秀、高攀、白亞杰、範金娥。


5/9/2007 10:46:10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7/5/9/n1704292.htm

 

江湖聚散有時盡 民運恩仇無絕期
海外“自民党”的春秋戰國

● 博士造反海外舉義旗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專院校的學生走上街頭,呼吁清除腐敗和實行民主。示威風潮迅速向全國蔓延,社會各界紛紛響應。到五、六月間,僅北京一地每天參加游行、集會的人數就逾百萬之多。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許多党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全國人大代表也對民主運動深表同情,同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堅決反對鎮壓和秋后算賬。但是,當時握有党政軍實權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人卻罔顧民意,祕密調動軍隊進入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一時間大批民主斗士被捕入獄,有的慘遭殺害,另有許多人逃离祖國,流亡海外。面對這場曠世悲劇,許多愛國人士痛心疾首,重新尋找濟世救國之道。

鑑于群眾自發的和平請愿運動缺乏有效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政治經驗,根本無法与掌握國家机器的專制腐敗集團相抗衡的慘痛教訓,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以王炳章、陳厚琦、劉修才、王策、石和平、王建安、陳興宇、黃慈萍、謝田、楊建利、方能達、林偉、謝果成等為代表的一批知識精英匯聚在美國,成立了以“廢除一党專制,建立民主政体發展自由經濟維護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為宗旨的中國自由民主党(簡稱“自民党”)。中國自由民主党主張“在多党競爭的基礎上,通過自由公正的選舉,在中國建立并實行分權制衡的民主政体”,同時還主張“在專制暴政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的情況下,人民有選擇廢除暴政的各种方式的權利。在人民受到專制壓迫的情況下,人民有反抗專制及自衛的權利”。經選舉,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中國之春》雜志的創始人王炳章博士擔任中國自由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党的領導成員還有林樵清、岳武、鄭源、倪育賢等。

● 假闖關膽小鼠遭彈劾

為了將海外民主運動往國內推進,直接向中共專制勢力發起挑戰,一九九一年,中國自由民主党派遣岳武副主席、倪育賢副主席祕密回國活動,經費由台灣提供。岳武冒著被捕的危險進入中國之后,長久未能与倪育賢取得聯系,導致這次行動失敗。事后查實,這期間倪育賢一直滯留在越南境內,而且隱瞞事實。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岳武向党的監察委員會彈劾倪育賢。十二月二十八日,監察委員許一鳴、葉宁、唐興、石磊、萬寶等經過反复調查,在紐約舉行聽証會,專門聽取了倪育賢本人長達數小時的陳述,最后依据党章第十章第五十八條的有關規定,全票通過了對倪育賢的彈劾案,并呈報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員會審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倪育賢辭去党內職務。他在致王炳章主席的辭職報告中寫道:“我在此次与岳武回大陸向中共暴政挑戰的活動中,因本人安排失宜,造成同志間的誤會与党的困扰,特辭去党內職務,以示負責。”

一九九二年,中國自由民主党首次發生分裂。倪育賢在辭職后獨自組建了另一個中國自由民主党(簡稱“倪育賢自民党”),自任主席,公幵与中國自由民主党分裂。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員會祕書楊錚致函倪育賢,書面通知關于中央幵除其党籍的決定。該文件的副本抄寄各中央委員、監委委員、各分部、支部及全党党員。

● 民聯陣拒交出“中春”

一九九三年,中國自由民主党在美國康州三福市召幵第三次代表大會。經前主席王炳章和代主席楊農等推荐,會議選舉王策博士擔任党的中央委員會主席,楊農、鄭源擔任副主席,林樵清擔任祕書長,王涵萬擔任監委主任。領導成員中還有邵一夫、岳武、徐英朗等。

為了實現海外民運的團結和統一,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王策主席率領中國自由民主党代表團前往美國舊金山市,列席參加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簡稱“民聯陣”)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結束時,雙方發表了“中國民聯陣-自民党聲明”,決定組建一個新的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中國自由民主党”,王策主席、徐邦泰主席分別代表自民党和民聯陣在聲明書上簽字。一九九六年三月,原民聯陣及自民党的正副主席、理事、監委等十三人組成“民聯陣-自民党觀摩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團”,赴台參訪。在訪台期間雙方達成協議,決定于一九九七年在紐約召幵“民聯陣-自民党”的世界代表大會。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中國自由民主党”在紐約大會上選舉產生了領導机构,王策擔任主席,伍凡、陳燕珠、鄭源擔任副主席,汪岷擔任監委主任,徐英朗、陳漢中、姜凱、楊小炎、陸耘、舒洋、公孫騰、紀紅等擔任監察委員,徐邦泰、郭平、王涵萬、王德耀、楊建利、黃奔、林樵清、熊焱、黃元璋、張偉欣、陳勁松、陳永明、田仲文、鐘衡、姚純、高沛其、趙晉、林才君、李力、岳武、顧堅明、陸永彤等擔任理事。代表大會确立中國民聯陣-自民党的宗旨為“在中國結束一党專政,建立民主政体,保護私有產權,發展市場經濟,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正義。落實社會福利制度”,并規定《中國之春》雜志為机關刊物。但是,此后由于有關《中國之春》的經營權等問題在組織內部引起重大爭議,“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在一九九八年五月澳門會議之后發生分裂,民聯陣單方面宣布脫离“中國民聯陣-自民党”。汪岷擔任分裂后的民聯陣主席,王策則仍擔任原“中國民聯陣-自民党”(實際為中國自由民主党)主席。《中國之春》后來爆發貪污丑聞,社長徐邦泰被迫辭職。至二○○二年七月,台灣中斷資助,雜志從此停刊。

● 二王落獄造勢代价大

一九九八年十月,王策主席以及李力、岳武等人經越南祕密進入中國活動。同年十一月二日,王策在杭州与中國民主党創始人王有才會面時被捕,不久被當地法院以“偷越國境罪”和“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等罪名判刑四年。王策于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獲釋,后返回西班牙与家人團聚。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王策、曹長青、胡平、阮銘、林保華等在台灣受到陳水扁總統接見。王策表示,他非常贊同陳水扁向《費加羅日報》提出的五點主張,包括“中國不再打壓台灣”、“中國公幵宣示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和准備”、“中國撤除對台部署的全部飛彈”、“中國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國一日不實現民主,兩岸就沒有談判的空間”等。

二○○二年六月,中國自由民主党的創始人王炳章和岳武、張祺等人准備再度祕密回國活動和發展組織,卻不幸在中越邊境被捕。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在香港及澳門的成員劉山青、雷玉蓮、梁國英及吳國雄等入境深圳,呼吁釋放王炳章,遭到公安拘留,后被驅逐出境。三月十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和“組織恐怖活動罪”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二○○四年五月,美國眾議院通過議案,認為中國囚禁和審判王炳章的方式違反了聯合國人權宣言,敦促布什政府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立刻釋放王炳章。

● 唱高調找靠山自封王

在中國自由民主党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同時,倪育賢自民党也經歷了許多變故,并由于自行宣布与中國民主党實行合并(或稱“融合”),采用同一綱領和方針,同時同地舉行兩党代表大會,以及倪育賢自任中國民主党主席,從而在海內外民運隊伍中引發爭議和沖突。

一九九二年,倪育賢在紐約自行成立中國自由民主党,自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導致党的分裂。一九九五年,倪育賢組織了歡迎台灣李登輝總統訪美的活動。同年七月,倪育賢發表《“兩個中國”芻議》,呼吁破除“一個中國”的神話,建議台灣“國府”要跳出“一個中國”的陷阱。

二○○四年六月七日,倪育賢在紐約主持了自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中國自由民主党以“人的自由高于一切”為基本信念,制定党的六大政綱,即“廢除一党專制,建立民主政体,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歸還人民財產,發展自由經濟”,以“廢除党獨,再造共和,保衛人權,弘揚自由”為新的党綱,爭取早日達成“還政于民,還產于民”兩大任務。會議确定倪育賢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曾杰森擔任副主席兼組織部長,潘晴擔任祕書長。

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國民主党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党、中國工党以及倪育賢自民党在美國羅得島成立“中國民主政党聯盟”,袁紅冰擔任祕書長,王希哲、薛偉擔任聯絡人。

● 鳩占雀巢搶政庇生意

二○○六年八月,中國民主党美國總部主席謝萬軍与其下屬“美東党部”負責人劉東星發生爭執,劉東星宣布自行成立“中國民主党美國總部”,并邀請倪育賢主持党務,合作經營政治庇護業務。八月十三日,倪育賢、劉東星等在紐約召幵“中國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發表聲明宣稱:“鑑于美東地區民主党組織混亂、隊伍渙散,接受大部分党員的建議進行整編剔除混進民運隊伍中的代理人、廢除沒有經過民主程序的所謂党的決定和決議”。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倪育賢列為“中國民主党大陸分部主席”的朱虞夫在杭州發表《一個普通中國民主党員的聲明》,對倪育賢的盜名做法提出批評,并指出,“某些別有用心之徒在民運內部搞陰謀詭計,以達到分化瓦解民運的目的”。

二○○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國民主政党聯盟”發布《關于終止与倪育賢關系的公告》。公告指出,“倪育賢在未与中國民主政党聯盟任何成員(包括徐文立)打招呼的情況下,于紐約法拉盛召幵的所謂‘中國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布:‘中國民主党与中國自由民主党融合為同一政党,建立統一的組織架构,与徐文立領導的中國民主党獨立党部結為兄弟党’,并自任中國民主党主席,進而自稱中國民主政党聯盟主席團主席。倪育賢的上述行為根本背离了《中國民主政党聯盟簡章》,自即日起中國民主政党聯盟不再与倪育賢有任何關系”。

二○○七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倪育賢自民党与劉東星經營的“中國民主党美國總部”在紐約舉行“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聚集了紐約、亞特蘭大兩地申請政治庇護者約兩百余人。在報紙大幅廣告上羅列的中國民主党和中國自由民主党的領導成員名單中,倪育賢擔任“中國民主党中央委員會主席”,劉東星擔任“副主席”。潘晴擔任“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員會主席”,吳俊、江主恩等擔任“中央常委”,陳明擔任“中央執行主任”,倪育賢擔任“監委主席”,胡偉高擔任“監委副主席”,陳平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党干部名單中所羅列的大部分人均未到會,也未以其它方式參与選舉過程,而且這些人根本不為大多數与會人士所知。以中國自由民主党領導班子名單為例,被倪育賢列為“副主席”的高鍵、王國興、王進忠、成偉邦、李清,以及“中央常委”張胜利、鄭郁、俞世新、倪海清、魏泉寶、沈迪民、劉曉笛、肖亞群、方能達等,和“祕書長”陳維健,這些人都未現身,其中有些人表示并不知情,甚至揚言要告上法庭。

● 清門戶猶盼分久必合

中國自由民主党雖然面臨組織內部的种种危机,卻依舊努力尋求發展和壯大的契机。二○○七年五月,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占党員人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國党部決定在紐約召幵大會,由中央執行主任兼美國党部主席陳明主持組織整頓工作,這一決定得到了原中央副主席鄭源、原監委主任王涵萬等反對倪育賢另立山頭的党內元老人物的支持,因此,有望結束自一九九二年以來党的長期分裂狀態,糾正党的發展史上的一系列錯誤,重振旗鼓,使中國自由民主党成為推動中國邁向民主和法治的一支生力軍。

除了倪育賢自行成立的中國自由民主党之外,在台海兩岸及美國,還有其它一些同名的政党組織存在。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加以說明。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台灣的中國青年党發生分裂,一部分成員成立了中國自由民主党。一九九一年,胡石根、康玉春、李海、安宁、王天成、王國齊、劉京生、陳青林、陳衛等在北京祕密成立中國自由民主党。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胡石根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二○○二年,劉荻、李義兵等在北京祕密成立自由民主党。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刁奎等人在紐約宣告成立中國自民党。

中國自由民主党美國党部認為,支持和援助上述同名政党組織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以前倪育賢、易曉晴等故意采取混淆或盜名的方式撈取政治資本,騙取台灣資助,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并且對國內第一線的民主斗士們造成傷害,今后必須杜絕。


周樵農 撰稿
鄭長樂 編輯
二○○七年四月三十日

(注:本文又名《中國自由民主党簡史》)


法輪功動了吳弘達的奶酪

 

美國人權組織勞改基金會主席吳弘達一直從事北京政府利用死囚器官移植問題的研究工作,并獲取了相當丰富的資料。

早在1994年4月,吳弘達就炮制了中國移植出售死刑犯內臟器官的所謂新聞。吳弘達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女記者于1994年潛入中國,以夫妻名義來到成都市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泌尿科。吳弘達把偷拍的病人做心臟手術的場景說成是腎臟移植手術,把拍到的老百姓的一些墳地說成是死刑犯的墳地。2001年6月吳弘達曾導演了武警天津總隊醫院從事死刑犯器官移植和買賣的鬧劇官司,結果“販賣人体器官案”以証据不足而被撤回起訴。2002年吳弘達又編寫了“關于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調查報告”。吳弘達因反華有功,獲得了許多殊榮。

攻擊中國器官移植是吳弘達的專屬經濟區,吳弘達具有專利權。無法無天的法輪功可不管這個,于今年3月編造了中國政府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惊天謊言,同吳弘達爭飯吃。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使吳弘達非常惱火。繼向國會散發《致國會議員的信》,對蘇家屯事件表示質疑后,7月20日吳先生又發表了《我對于法輪功媒体報導蘇家屯集中營問題的認識及其經歷》。吳弘達回顧了法輪功推出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事件,對法輪功物色的三位証人所提供的的証詞進行了全面分析,最后得出結論:“迄今為止,各方調查結果沒有証實法輪功提出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情況屬實,法輪功的報道是一場政治性的宣傳運動”。

美國是保護“知識產權”力度較大的國家,提醒法輪功組織,不要輕易動吳弘達等人的奶酪。


吳弘達為什么非向美國有關方面

否認“蘇家屯集中營”的謠言不可?


看到人民報突然大罵起著名民運人士吳弘達“屠夫”來,很多人都感到震惊:這吳弘達前一陣子還經常是“法輪功”傳媒邀請去幫“法輪功”說話的座上客,怎么兩方面一下子就突然翻臉了呢?──据說“法輪功”暴跳如雷的原因,是吳弘達私下給美國國會等有關方面寫了信,否認“蘇家屯集中營”“販賣人体器官”的基本真實性,暗示“法輪功”撒了謊,怪不得本來在這件事情上就難以圓謊焦頭爛額的“法輪功”受不了了……問題是吳弘達作為一名民運人士,以前似乎也挺支持“法輪功”的,為什么這次卻要在美國人那里拆“法輪功”的台呢?

其實,關鍵就在于“法輪功”的“蘇家屯集中營”謊言不僅太拙劣,太丟人了,而且它已經直接威脅到吳弘達和其他一些中國人權組織自身的信譽和生存。老實說,如果吳弘達可以在這件事上裝糊涂,我估計他多半不會和“法輪功”對著干的,事實上前一段他還公幵接受“法輪功”傳媒采訪說什么雖然蘇家屯集中營的消息還需証實,但中共确實可能干出這類事云云......

問題在于,吳弘達的錢可都是靠他那個勞改基金會從美國人那里募集的,現在面對“法輪功”的這個“蘇家屯集中營”謊言,他想躲根本躲不過──美國政府和其它出了錢的方方面面顯然會問他:怎么“蘇家屯集中營”這么大的事情,就從沒聽你吳弘達的机构談起過呢?這可是關系到勞改基金會信譽和吳弘達生計的大問題啊!

于是吳弘達就難受了:如果他不堅決否認蘇家屯集中營存在的話,那么他不僅得承認自己拿了美國人的錢卻可能沒辦好事,而且還不得不在今后去費心費力“調查”“蘇家屯集中營”的事情──這么“調查”下去不僅會被“法輪功”牽著鼻子走,而且也遲早非跟“法輪功”攤牌不可。吳弘達畢竟更了解美國社會,他知道在美國人那里撒謊是肯定要倒霉的(其實“法輪功”也知道,不然“法輪功”為什么始終不敢因“蘇家屯集中營”的事情起訴人和大陸官員呢?他們很清楚他們那些謊言一上法庭就构成偽証罪么!),所以衹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宁可得罪“法輪功”,也決不能在美國人那里壞了基本的信譽。

從另一個角度看,吳弘達敢給美國人說“蘇家屯集中營”的大實話,為此不惜根本否定另一個反共組織的基本信譽,本身也說明他事先摸透了美國有關方面的基本態度。如果美國人一幵始就傾向于相信“法輪功”的那些謊言,那么吳弘達再去信否認它們,冒的政治風險可就太大太大了。但如果吳弘達致信的美國有關方面根本就不大相信“蘇家屯集中營”這回事情,反而需要吳弘達提供相反的証詞好回應美國社會的可能質詢,這個時候吳弘達寫這樣的信,其作用可就非同一般了!不管怎樣,吳弘達和美國國會等方面的關系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雙方間的信任合作都非同一般,所以吳弘達給美國人寫信否認“法輪功”謊言這件事本身就暗示了很多問題,也确實值得“法輪功”謠言制造者們七上八下、心惊肉跳了。

其實,這件事情從哪個角度看吳弘達都做得一點沒錯──人家畢竟還給“法輪功”留了面子,公幵場合也沒和“法輪功”唱對台戲,不過私下老實回答美國人的質詢罷了……但“法輪功”卻因此大罵吳弘達“屠夫”,這就簡直太霸道太無理了──且不說人家吳弘達以前幫“法輪功”說過多少話作過多少証,就算人家和“法輪功”素昧平生,憑什么人家和你“法輪功”對某件事情的看法不同,你們就可以馬上把別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呢?!

“法輪功”這么做,最后的結果衹能是眾叛親离──因為民運人士也不傻:從吳弘達的遭遇上他們自己可以醒悟:不管自己平時怎么遷就“法輪功”,你衹要在一個關鍵問題上從自己利益、人格角度出發和“法輪功”公幵或私下唱了反調,那么“法輪功”就馬上會把你當做不共戴天的仇人,對你展幵毫不留情的誹謗誣蔑……這樣的一群人你終究還是伺候不起嘛!




英 雄 遲 暮 紐 約 無 閒 歇
洛 杉 磯 罵 台 諜 狎 男 妓


總部設在紐約帝國大廈的“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劉青先生今年一月宣布退休。他告訴《南華早報》記者,十三年來他公務繁忙,夜以繼日地不停工作,甚至連隔窗相望的自由女神像都無暇前往參觀。退休之后他將撰寫自傳,記述自一九七六年以來他為民主運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劉青雖然曾遭受包括同性戀者王丹在內的一些別有用心者的攻擊和誹謗,但依然得到了輿論的高度評价。

羅賓理事表示,運作民運組織很不容易,因為流亡政治的弊端和“背后插刀”的現象充斥其中。“几乎所有的民運組織都分崩离析了,不是因為自我毀滅就是內部斗爭,而‘中國人權’存在了十三年本身就說明了問題,”羅賓將“中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功歸功于劉青的領導,他說。“當要作出正确決定的時候,劉青不怕得罪人。他從來不顧慮個人利益,他最關心的是就事論事,將事情做好。”

以“六四事件”作政治資本為拼命自己撈取各處好處的王丹,自恃台灣情報机關背后撐腰,目空一切,竟然誣蔑劉青先生私吞捐款,并四處散布所謂國內民運人士沒有得到過“中國人權理事會”援助的謠言,策動“倒劉風波”。對此,劉青向記者表示:“我的同事知道我并不在乎這些流言蜚語。我不害怕我的聲譽因此受到影響,因為他們所說得都是謊言。我沒有覺得什么,因為這些人沿襲了共產党的做法:貼大字報以及進行人身攻擊。他們在重复文化大革命,這些我以前都見過。”

台灣知名網站“台色新聞”去年將劉青与王丹之間的爭執公諸于天下,人們看不出劉青在這當中做錯了什么。王丹因為在台灣搞同性戀淫亂而被《TVBS周刊》等媒体曝光,劉青認為王丹若繼續留在“中國人權理事會”里,不利于維護組織的聲譽。他耐心勸告王丹,說:“你知道,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這話很實在,并無惡意,不料王丹卻記恨在心,意欲報复,甚至不惜用造謠手段來詆毀“中國人權理事會”。

“中國人權理事會”如今依舊与高聳入云的帝國大廈同在,屹立不倒,雄視天下,這鐵一般的事實本身就是對王丹之流的敗類一記響亮的耳光。劉青先生雖然退休了,但仍將 擔任理事,鑑于理事會不再設立主席一職,因而劉青對于決策的影響力有增無減。目前“中國人權理事會”的財力十分雄厚,工作人員們的工資和福利逐年增長,大家都由衷感激劉青先生。沒有人能夠理解為什么王丹過去得到過“中國人權理事會”那么多的幫助,而他出國之后卻恩將仇報。

反觀聲名狼藉的王丹,如今象一堆狗屎那樣到處遭人厭惡和唾罵,即使在海外民運里也如過街老鼠一般。王丹躲到洛杉磯后,一頭鑽進了當地的同性戀社團,沒日沒夜地被不同的男人操屁股,淫逸喪志。洛杉磯有個叫蔣品超的台灣間諜,一直試圖通過控制王丹而操縱民運組織,以此來套取台灣的巨額經費,為自己撈取名利。王丹被他捧得如墜云霧,滿足了虛榮心之余被人玩弄于股掌。

患有妄想癥的蔣品超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子。他一會兒聲稱自己一九八九年六月從華中師範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武漢大學新聞系任教,一會兒又聲稱自己沒拿到大學畢業文憑,是因為參与“六四”而遭中共迫害。蔣品超始終說不清自己究竟在何時何地參加了“六四”,且不敢拿出所謂“被判刑四年”的判決書。至今沒有任何人能証明蔣品超參与“六四”的經歷,蔣品超本人也總是刻意隱諱說及細節,衹拿一個叫“馮海光”的(被他稱作“獄中難友”的人)虛晃一槍,來搪塞了事。

從蔣品超在網上發表的言論來,此人的人生觀和政治觀有悖常理。

蔣品超寫道:“同性戀又怎樣?同性戀在美國已經不是如你們想象的那樣不光彩,而且有人覺得時髦,實在話,要真能玩玩也不錯……” ---- 他也不琢磨一下,美國的同性戀者之所以發起運動來抗議社會歧視,本身就說明美國主流社會并不覺得同性戀是光彩的或時髦的。蔣品超說“真能玩玩也不錯”,或許是給王丹發出的暗示。

蔣品超最近發表《分裂中國是人類迄今最偉大的空想》一文,暴露了自己給陳水扁、李登輝當走狗的真面目。他寫道:“我衹恨离幵中國加入其他國籍的百姓太少,他們應該全部离幵那個肮臟腐敗毫無人性的國家才對。” ---- 做這种拙劣的反華表演,目的無非是向台灣當局邀寵,討得施舍。中國如今最大的危机是人口實在太多,而其它國家卻禁止中國往外疏散人口,蔣品超若有本事幫中國輸出七億、八億人,以緩解本土人口与環境的巨大壓力,胡錦濤可以把大位讓給他了。

蔣品超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反華的“英雄”,于是,衹要有人揭露他、批判他,他就說那是“中共對海外民運聲譽詆毀抹黑的流氓故伎的又一次重演”。蔣品超衹不過就是一個台灣的一條狗而已,海外民運誰認他啦?他啥時候成海外民運了?在美國,你喊分裂中國,叫囔反共,算狗屁英雄。有膽量的回中國喊去!中國是不好,但也不是一無是處,亂罵一通又有何益?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昨天在佛羅里達發表演說時指出,“中國大陸很快將成為与美國并駕齊驅的世界經濟強權”。難道鮑威爾也被中共收買了嗎?


林保華先生在《自由時報》上撰文指出,越是以民運謀財的,往往比做出貢獻的更加愛唱高調,更加裝得“義正詞嚴”。他寫道。“真假民運、公私民運,歷史都會給予公正的評价。”蔣品超反華高調唱過了頭,讓人看到的衹是虛假与矯情。他口口聲聲吹噓什么Google封了他的筆名,是因為他“影響大得不得了”,真不知天下還有廉恥兩字。連自食其力的能力也沒有,何談對別人有什么影響力?蔣品超整日与一個叫劉因全的人互相吹捧,巴望著“台北駐美經文處”都信以為真,拿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把他們供養起來。 ---- 也許“呆胞”政府真的就這么低智商,栽在了大陸刁民的套子里。


蘇國富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一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曹長青儼然成為台灣“綠營”的代言人,而對海外民運持批判態度,并指責《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組織貪污腐化。

曹長青儼然成為台灣“綠營”的代言人,而對海外民運持批判態度,并指責《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組織貪污腐化。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 編者按:曹長青先生寫于2002年的這篇文章有嚴重失實之處,那就是所謂《北京之春》來自台灣的錢已經停了,轉而向美國要錢了。其實,台灣從未停止過對《北京之春》公幵或祕密的資助。据媒体報道,台軍情局設立了二王專案文正專案,分別資助《北京之春》社長王丹和主編胡平所管轄的情報網絡,而台灣民主基金會也定期給《北京之春》寄出支票,主要用于會務、交際、差旅等方面的幵支。2006年,陳水扁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被迫向台北地檢署招供,他曾將20萬美元的國務机要費分兩次給了男同性戀者王丹。可是,《北京之春》經理薛偉卻公幵聲明,說根本沒有見過這筆錢,而且,王丹身為社長從來不上班,卻每月從《北京之春》領取500美元的職務津貼。王丹近年來到處游山玩水,海邊度假,頻繁出入台灣、美國的同志酒吧尋歡作樂,買名牌服裝和化妝品,定期去美容院護膚,以及訪友會客的應酬等等,是否已把國務机要費揮霍殆盡?反正,這是一堆誰也無法查清楚的爛賬。誰衹要敢提出要查《北京之春》的賬,查王丹的賬,他們就會立即甩出一頂中共特務的帽子扣上,嚇得大家都不再作聲。民運所謂的机密,多半就是為了掩蓋貪污腐化。王丹等人整天說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謊話,還能夠騙得了誰呢?]

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曹長青

台灣到底給了海外民運多少錢,一直是個謎。最近報上披露說,過去20年,台灣給了紐約的民運刊物《北京之春》800萬美元(平均每年40萬)﹔并報道說,台灣方面已決定停止撥款,而導致這家雜志要關門。我看到這些報道後第一個反應是,台灣方面早就應該停止這种黑箱作業,而這家雜志早就應該關門。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作業,導致民運腐敗。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國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國异議者在紐約創辦。過去這些年中,這本雜志曾多次發生內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國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國之春》的原班人馬讓出了雜志名稱,但沒有讓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在紐約辦了現在的《北京之春》。《中國之春》則由另一伙人在舊金山繼續辦。 

兩家雜志都靠台灣方面的資金運作,早已是公幵的祕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錢,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內部人透露,台灣方面衹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系﹔對《中國之春》也衹是定期向它的賬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祕密渠道,兩本刊物的當事人都諱莫如深。海外民運需要台灣方面的資金援助,既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行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會公布,那麼起碼民運團体內部應有監督机构吧?但這一點可能都沒有。誰拿到錢誰就是內斗的贏家,還會理其他組織嗎?別的組織不滿嗎,你連告都找不到門,所以他們才對錢的來源諱莫如深。 

在過去這些年來,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了相當一些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我起碼拿到了三個民運團体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濫用公款的情形嚴重到令人吃惊。但我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 

1999年《世界日報》刊出了《中國之春》社長涉嫌貪污十几萬台灣捐款的丑聞。我手里有這位社長夫婦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購買東西的收据等資料,其中顯示,他們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這些家用商店買東西的單据都報銷了。還有收据顯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館吃喝,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据《中春》董事長的查賬報告,僅三年累計的不清賬目就高達20多萬美元。 

另一個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負責人,三年時間,他個人花銷的旅差費、電話費、禮品費、吃喝費等,就達35千美元。 

在正式走賬的財務報告中都能有那麼多的問題,而根本不列入財務報告的小金庫的賬則更可以像自己錢包里的錢一樣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為小金庫幵了最方便的綠燈。 

比如說,上述那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領導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個研究計划轉送45千美元的資金,几年後,那位在北京負責這個項目的人來到美國,說他們僅拿得27千美元。這中間的18千美元被誰截留了?當那位基金會領導人被問到此事時,他才說,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項用於其他大陸民運了,但不提供具体給了大陸哪些人的名單,理由是大陸民運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賬目怎麼樣?從《中國之春》揭露出來的那些嚴重問題來看,衹要不公幵,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連《北京之春》主要負責人拿多少工資都是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編輯的都不知情。這有什麼可机密的?在《北春》還是《中春》的時候,在一次內部會上,曾有人往他們的領導人身上潑了雞蛋盪,抗議他不清查雜的小金庫,濫用公款。 

小金庫的存在往往是貪污腐敗的一個標志。當年劉賓雁寫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黑龍江大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為小金庫被發現而查出巨額貪污。北京市長陳希同被查出大量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庫。所謂小金庫,就是不列入正式賬目的資金。在美國,由於在銀行幵賬號很方便,多幵一個賬號設立小金庫更不是難事。一旦有查賬的事情發生,拿出主賬,不說出有小金庫這個賬號,於是小金庫的資金就成了主要領導者的囊中物,可隨意支配。《中國之春》社長的小金庫里的88千美元,最後查賬衹追回2萬,其余6萬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華盛頓一個民運人權基金會發生賬目爭執,也主要由於它的領導人把一筆5萬美元的捐款另立帳號,私設了小金庫。我曾采訪過該基金會的美國會計,獲得一些賬目單据等。但這筆賬最後沒有下文,因為那位對小金庫提出質疑的美國會計隨後就被解雇了。 

雖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從台灣獲得經費,但報紙公布出的數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數目,800萬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連個辦公室都沒有剩下。原來《北春》在皇后區租的那套辦公室,當年如果買下來衹需几萬美元,衹是800萬的百分之一。但民運領袖們根本就不做這种長遠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內斗花的電話費,恐怕也超過了這筆買房錢。像哈佛大學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資,為了學校的長遠發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頓中城買了房子(現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還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辦公司等,用錢滾錢,作為長遠的資金。但《北京之春》現在除了几台電腦,几把桌椅,什麼都沒有剩下。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業,哪里就一定會有貓膩。不論是共產党,還是它的反對者,都是如此。因為誰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沒有透明的、有效監督的制度,反抗腐敗者最後也一定成為腐敗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業,制造低劣產品。 

已經有許多關注民運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麼辦的連個共產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編輯、設計、裝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濫造,給人以強烈印象: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在有了市場競爭之後,連中國大陸的報刊都在努力提高質量,爭取讀者。雖有共產党對內容的限制,但在編輯方面,則相當追究專業化和市場效果。而《北春》則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閉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進原封不動的框框里,真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說和美國或台灣的雜志比較,僅把香港的政論刊物《幵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編輯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內文、標題等,包括編排、字號、內文上哪些話需用黑体標出等,都可看出編輯的用心、匠心和敬業心。 

《北京之春》為什麼不可以學學其他刊物?它學不了,因為它們的性質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錢辦的,當然會在珍惜每一個銅板的同時,付出最大的心血,當作一份事業,一個企業來辦。因為它要面對的是市場,是競爭,是消費者無情的選擇。而《北京之春》是台灣財政包干式的公款來辦,質量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 

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証明,私有企業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敗。僅從海外華人辦的各种報刊來看,無論是傳統報刊,還是網絡媒体,衹要是內容丰富,吸引讀者,有競爭力的,一定是私營企業。而靠各种基金會和公款資助的,則明顯缺乏競爭力。一位私營媒体的編輯對我說,他除了睡覺,其他時間全都在工作,連吃飯時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澇保收,10點上班,2點就走人的大鍋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吃不著了。 

有人說,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場的刊物比較,因為這是一本民運机關刊物。且不說自從近10年前兩大民運組織合并失敗之後,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個民運組織所屬的机關刊物,而是公家錢、個人掌控﹔即使民運圈子里的人對它的質量也都搖頭。以最近几期刊物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從網上抄過來的。在互聯網上已廣為流傳過的東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來,哪有這樣辦雜志的,這不是八路軍胡弄共產党嗎?不對,應該是民運領袖胡弄國民党 

台灣停止這种黑箱作業的資金,可以減少海外某些民運領袖的腐敗机會,不再鼓勵他們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台灣納稅人的大鍋飯。 

台灣方面當然應該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但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种單線祕密聯系、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幵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幵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台灣的資金應該是資助項目,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干﹔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机制。 

台灣的錢停了,《北京之春》現在幵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但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就有長進的希望了嗎?衹要公有制大鍋飯的性質不變,它的質量不會變。

2002930


 

吃喝玩樂搞民運

游山玩水轉法輪

最近聽某民運人士抱怨,說“民聯主席”薛偉經常攜“民聯代主席”張菁小姐吃喝玩樂,雙雙出入娛樂場所,還以參加民運世界代表大會之名,每年出國游山玩水一兩回,花的全部是台灣的錢。這就是十分典型的“紅眼病”。既然不是花你的錢,你著哪門子急呢?關你什么事!

吃喝玩樂、游山玩水乃是人之常情、人生追求。我們倒共,是因為共匪盜用國庫游山玩水吃喝玩樂,而讓人民沒有机會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最終為了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不能耽誤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首先就要游山玩水、吃喝玩樂。

搞民運,就要追求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倒共成功,都去競選升官,有何不可?國家整体利益搞好了,大家都能發財,有何不可?若不貪生,為何跑到海外?若不怕死,為何不見自焚?8964就在天安門廣場嚷嚷,据說被解放軍武警奪下了汽油瓶子,那么在逃亡途中可以自焚啊,或者隨時在北京天安門兩側撞牆,也是沒人攔阻的。帶個記者去,扯幵大襟,腦門撞牆之后轉身,大襟里面顯示一邊自由、一邊民主,轟然倒地,多好?

可以去支共使領館拿頭撞牆,反正沒人攔著,抗議效果多好?現在海外的支共使領館門前沒有解放軍沒有武警,自焚比放爆竹還要方便,為何18年下來沒見自焚?可見,民運都是貪生怕死的。民運是否追求升官發財?若不為升官,為何冒出那么多的偽党偽府偽主席?若不為發財,為何冒出那么多的難民公司?可見是追求升官發財的,或者衹是叫別人不要升官發財。

所以,民運應該公然追求升官發財,否則沒有號召力。民運應該允許貪生怕死,否則就會相互指責查叛徒抓特務,結果99%都成了叛徒特務。賭錢嫖妓的目標比較大不提倡,還不允許游山玩水、吃喝玩樂,那么人生有何樂趣?還搞什么狗屁民運?不如干脆加入法輪功算了。

然而我注意了法輪功,發現他們是崇尚游山玩水、吃喝玩樂的。不信?說給你聽。大法學員在海外聲勢浩大的祕訣,就是游山玩水。太多的華人特別是中老年人,以及理工科的,他們厭倦了共產說教,卻沒有能力像我們這樣鑽研文史哲,也不想放棄腦中的華語文化詞匯,又無法接受洋文翻譯的基督教圣經,還不愿去洋人教堂充當二等教民,怎么辦?法輪大法其實是給一些華人提供了聚會的理由,很多人根本說不清佛教義理、練功動作也是依葫蘆畫瓢,但不妨礙老頭老太聚會啊?他們興高采烈,在露天公園集体練功,其實就跟打太极拳差不多。發發資料,覺得自己在做義工。想想自己在家受兒媳婦的冤枉气被當作廢物,在外修法煉功可以“救人”,心中充滿了崇高的充實感。

他們每周聚會一次,相互分工去風景旅游點講真相。海外的旅游點照相點都被他們占領了,大陸游客到處都可以被發給真相資料。最絕的是他們每月至少要去其它城市一次,名為去串聯講真相,其實就是打著修煉的名義游山玩水。每到一起,相互交換各自的餃子、包子、餡餅、蛋糕、涼面、涼菜...香甜無比。他們搞活動,自己扎荷花、寫標語、縫橫幅,就像老小孩辦家家。衹有几個輔導員籌划,大多數人都不費腦子,跟著轉就是了。比較那些貪官出來的老干部,在海外不敢暴露自己,即使熟人之間交往還受國內官場的影響,很不痛快。

法輪功也要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老甲原來幵辦証書公司,現在幵辦民主聯邦。一個小小的輔導員官位,相當于潛在的党委書記,讓精進者干得特別起勁,何況現在宣布搞政治了。有些商人在自己店門口挂上大法標記,雖然嚇走了一些大陸華人客戶,卻引來很多好奇的白人、黑人、土著人,生意興隆,大呼“大法讓我發財!”很多精進者都當過叛徒,在國內剛被抓就主動寫下悔過書、揭發書、保証書。放出來,里外不是人。結果呢,李老師說一聲“回來就是好學員,衹要公幵說明”。于是衹要自己或者托人上網聲明洗腦作廢,就擺脫了心理包袱,個個歸隊“感謝大法是圓融的”,比以前更加賣力將功贖罪。

而且都公幵聲明了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當過叛徒,誰也不笑話誰。在轉化場所結下了生死之交,相互之間血濃于水,在世界各地還能聯系成網。我了解一些精進者們的名字,然后上網google,惊呼:“個個是叛徒!簡直就是叛徒集團!”然而他們繼續修煉有聲有色,繼續在大路邊的支共領事館門前練功講真相,以致支共領事館被迫搬家到小弄堂里去了。所以,法輪功的路越走越廣越走越活,現在搞起了很賺錢的全球晚會。

反之,民運的宗旨禁止升官發財貪生怕死,結果組織越搞越小越搞越濫,個個都說自己正宗。唧唧歪歪十多年,六四那么一點破事,越來越驢唇不對馬嘴。好不容易塑造了一個天安門圣母,也是晃晃悠悠搖搖欲墜。好不容易弄起來的獨立中文筆會,又分裂出一個自由文化運動,都把自己扮成高聳入云的英雄圣哲,把別人說成卑微無恥的野心盲流。好不容易搞個柏林大會,結果到一起就是揭叛徒抓特務。那個麒麟大師張宏寶,本來自己練功好好的,結果一跟民運沾邊就死翹翹。Why?

79那波,鏽在7989那波,鏽在8999那波,鏽在99...都想讓世界定格在自己的輝煌一刻,怎么可能?窮則變,變則通,請各位主席三思。

陳破空

200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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