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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霸占“中国人权理事会”长达十三年

 

惊天丑闻撕开黑幕

中国政治犯们是如何在美国被敲骨吸髓的

一个专门以援助、营救中国“政治犯”、“良心犯”为名,并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机构,每年都从美国和台湾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巨额秘密经费,可是外界并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在一连串的侵吞和分赃的阴谋背后,“黑钱落到了黑心人手里”。这个机构,便是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

2005年2月8日,方励之、郭罗基、黄默、李晓蓉、Perry Link(林培瑞)、刘宾雁、苏晓康、丛苏、王丹、王渝、张伟国、郑心元等十二人在互联网上联名发表《原“中国人权”部分理事的公开声明》,首次撕开了这个骗局的黑幕。惊天丑闻所引发的巨大谴责声浪,很快冲散了北京赵紫阳丧礼的哀乐,给海外民运的声誉蒙上了永久的耻辱。

 魔爪伸向巨额捐款

十二人的这份声明透露:“(‘中国人权’)每年开支近三百多万美元,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百分之六十以上用于薪水和办公费,其余又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领导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之间进行利益分配。”也就是说,理事会主席刘青、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司库Scott Greathead等人每年的工资总额和办公费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万美元以上,而且,另有一百一十万美元以上的钱“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胡平、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韩东方、李录、倪育贤、陈破空等人之间作了“利益分配”。2月7日刘青向共同主席方励之承认,十三年来他每年擅自给自己开出的工资数目高达八万美元,此事向理事会隐瞒至今。刘青的这笔工资收入(总计一百零四万美元)没有在美国报税,实际相当于美国年薪十万以上的高薪人士缴税之后的收入。而他对此并不满足,又策划了其它的分赃行动,偷偷将理事会的经费转移到他自任主席的“公民议政”等另外三个机构里,大肆侵吞。

更有甚者,理事会每年“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的这笔基金也被刘青、Sharon Hom(谭竟嫦)做了手脚。负责查账的秘书童屹发现英文账目和中文账目不符,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收款名单”,但仍然少了四万美元。前任理事王丹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采访的书面答问中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表示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甚至有西安的林牧先生领衔,国内一批朋友致信给我,希望帮助解决一些人道帮助的问题。”王丹透露,刘青甚至拒绝救济江棋生和郭少坤等知名政治犯。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在给共同主席Robert Bernstein(伯恩斯坦)的辞职信中也写道:“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为‘刘青的钱’;还有人告诉我,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只因为他是徐文立的朋友。”

“中国人权”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实际上并没有给陷于困境的大部分中国知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以雪中送炭的帮助,长期以来,它只是给了极少数与刘青结成某种利益链的人(如刘念春、朱锐、李海、魏京生、王丹、丁子霖、张善光、林牧等),作锦上添花的犒赏或报酬。儿子死于“六四血案”的丁子霖女士,是刘青等人募捐筹款的摇钱树,她自然不肯吃亏。李海和张善光取得金钱的代价是为刘青刺探和收集情报,后又不幸遭出卖,被当局以间谍罪判处重刑。朱锐和林牧则拿着“刘青的钱”作为活动经费,去反对刘所敌视的卢四清、徐文立等人以及“中国民主党”等组织。个别阿谀吹捧刘青的人(如张林、魏泉宝、杨天水等)也零星分到了些许。刘青还擅自将接济任畹町、杨周的捐款移作他用,结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执。为了迎接胞弟刘念春一家出国,刘青暗中克扣了原本用于安顿张林、鲍戈、徐水良、倪锦斌、姚振宪、周建和等人在美国落脚的捐款资源,而给刘念春购置了一套公寓房。

 清除异己阻扰查账

方励之等十二人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权’的内部运作也违反了章程,越来越缺乏透明性。其行政负责人凌驾于执行委员会之上,执行委员会凌驾于理事会之上,理事会失去了监督权。行政人员利用职权,为追究责任设置重重障碍。”秘书童屹在调查“人道援助基金”的过程中,遇到罕见的阻力和污辱。司库Scott Greathead害怕真相暴露,频频给童屹女士施加压力,要她中止调查。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也一再声称“调查毫无必要”。2005年1月7日理事会议上,Scott Greathead在童屹汇报“人道援助基金”的查账结果时竭力加以阻止,并污蔑童屹针对刘青“搞麦卡锡主义”。苏晓康和丛苏两位理事要求Scott Greathead向童屹道歉,遭到无理拒绝。由于刘青等人的百般阻扰,会议对颇有争议的各种问题都不作结论。Sharon Hom等人还玩弄程序上的阴谋手段,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议案,造成“中国人权”组织分裂。

王丹向记者说:“我曾经多次询问关于给国内的人道捐款的去向,但是主管人员都以保密为由不予告知。这让我很担心没有受到监督的捐款是否可以被清白使用。”每年总额十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基金”完全由刘青个人掌控,为贪污和分赃打开了方便之门。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也抨击“中国人权”在财务管理上不透明,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主席对执行委员会保密,执行委员会对理事会保密,管理层还要监视理事会,找出谁可能泄露秘密----这非常象中国共产党的做法。‘选举’也是一样----提名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名单,理事会三十分钟就要通过或否决,候选人在事前没有公布,也没有经过讨论。主席的继任问题也是这样,由主席自己建议两年的过渡期,让主席来考察他自己的继任人是否合格。复杂而难懂的预算在提出后必须立即通过,否则‘第二天组织就会停摆’。”

最引起理事会争议的是主席刘青、司库Scott Greathead、理事胡平和韩东方还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勾结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等人在“中国人权”总部楼下设立一个叫作“公民议政”机构的办公室----它名义上是一个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组织,而实际上则纯粹是为刘青从“中国人权”偷偷往外转账而预备的皮包。这个分赃的环节完全由刘青所操控,他自任“公民议政”的主席。刘青一方面不断在“中国人权”内部清洗异己,一方面又将李进进以及在韩东方的“劳工通讯”任职的Robin Munro拉进理事会,将与之狼狈为奸的胡平提为执委,委以实权。王丹气愤地指出:“‘中国人权’组织近年来吸收了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参与工作,其中有几个人,我深知他们的人格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深知他们的个人私心,我曾经当面向负责人表示过质疑,但是也不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与那些我无法接受的人共事,因此只有选择离开。”

 人权幌子招摇撞骗

苏晓康理事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权’已经被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掌控者一再按照他们的需要任意违反章程,使我们无法在内部运用理性、按照原则和合乎程序地解决问题。”这个“利益集团”手里拿着一叠中国在押政治犯的名单,又将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等几个著名异议人士以及王丹、李录等几个“六四”学运领袖作为招牌,以募捐筹款为名四处招摇撞骗,为自己捞取名利,在美国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狡猾地把政治犯的个案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为双方讨价还价作幌子,配合北京当局玩弄“捉放曹”戏法,而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便宜。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他们需要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作“吃人血馒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附在中国政治犯身上的吸血鬼,而刘青、Sharon HomScott Greathead是这类吸血鬼当中最贪婪和凶恶的----他们对“政治犯”、“良心犯”的利用和压榨,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中国人权”理事会章程规定,每三年要换届选举主席,但刘青未经选举而占据主席之职达十三年。他结党营私,架空理事会的权力,为追究贪渎设置屏障。面对震耳欲聋的罢免呼声,刘青又给自己订了两年的“过渡期”,指定李进进预备接班。此前李进进一直在纽约华人社区经营政治庇护生意,与刘青原本就有利益交易。刘青曾经打算将另一名政治庇护业主潘绮玲拉入理事会,后来放弃。潘与刘也有长期的利益交易,刘的女儿(非亲生)一直从潘的办公室(11 East Broadway, 5 Floor, NY 10038)领取工资,却并不在那里上班,这和中国现今一些腐败官员的做法一样。刘青虽然掌管“中国人权”机构,却毫无人权理念,对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女士肆意猥亵和侮辱人格,侵犯她的劳工权益;还对前任理事王丹的同性恋私生活横加指责和辱骂;此外,民运人士张林的妹妹也曾向高光俊先生哭诉她遭受过刘青非礼。事后刘青总是拒不道歉,而设法以报酬换取对方保密。

心胸狭隘的刘青还经常不断挑起事端,对许多民运人士进行诋毁攻击,加剧了海外民运的分崩离析。居住在瑞典的莫莉女士几年前曾致函“中国人权”理事会,指出刘青“拉帮结派,自立山头,相互敌对”的问题,对此,Perry Link(林培瑞)也深有同感。他感叹道:“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派系,敌视其他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部离开。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既然“中国人权”这个机构如今已无可救药,笔者认为,不如把所有辞职的理事都召集起来,成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人权团体,并邀请那些曾经在创建过人权团体的知名人士一同合作参与----这些人包括受刘青敌视和排斥的任畹町(“中国人权同盟”)、马少华(“保卫人权联合行动”)、吴弘达(“中国劳改基金会”)、杨周(“上海人权协会”)、鲍戈(“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卢四清(“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徐文立(“中国人权观察”)等,使人权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齐心协力推动中国国内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运动。

蔡济泉

200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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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在本土及海外创立人权组织的情况资料:

“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1979年,北京)

“中国人权”理事会(傅新元,1989年,纽约)

“上海人权协会”(杨周,1991年,上海)

“保卫人权联合行动”(马少华,1992年,西安)

“中国劳改基金会”(吴弘达,1992年,华盛顿)

“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鲍戈,1994年,上海)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1995年,香港)

“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1998年,武汉)

“中国大赦”(张先樑,2000年,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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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4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方励之(中方共同主席,执委)、Robert Bernstein(美方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Joseph BermanGregory Carr、郑心元、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郭罗基、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胡平、Robert James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Joel LebowitzTorbjorn Loden、李录、李晓蓉(执委)、Perry Link、刘宾雁、刘青(主席,执委)、Paul Martin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Nina Rosenwald、阮铭、Orville Shell、苏晓康、Anne Thurston、童屹(秘书,执委)、丛苏、王渝(执委)、Albert WaxmanMegan Wiese、萧强(执委)、张伟国。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黄默、林牧、陆铿、Robin Munro、王丹。

 2005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Robert Bernstein(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李录、刘青(主席,执委)、Christine Loh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执委)、Megan Wiese、胡平(执委)、李进进、Robin Munro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陆铿、Joel Birmanjoel LibowitzTorbjorn LodenPaul Martin、阮铭、Anne Thurston

 “中国人权”理事会联络方式:

Tel1-212-2394495

Fax1-212-2392561

E-mail: hrichina@igc.org

350 Fifth Ave, Suite 3309, New York , NY 10118 , USA

 刘青联络方式:

Tel: 1-718-4594832

E-mail: phu1@nyc.rr.com (Wang Ai)

63-84 Saunders Street2KRego ParkNY 11374

 十二位发表声明揭露“中国人权”黑幕的前任理事的联络方式:

方励之 fanglz@physic.arizona.edu

郭罗基 gluoji@hotmail.com

黄默 mab@webmail.scu.edu.tw

李晓蓉 lix@umd.edu

Perry Link(林培瑞) eplink@princeton.edu

刘宾雁 zhlby@comcast.net

苏晓康 xiaokangsu@comcast.net

丛苏 Dweis39595@aol.com

王丹 dan@fas.harvard.edu

王渝 sunyphil@optonline.net

张伟国 zwg35@yahoo.com

郑心元 hsinyuancheng@hotmail.com

 上述十二人之外因不满刘青而先后辞职的理事:

林牧、于浩成、萧强、Jim SeymourSophia Woodman、童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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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湾“陆委会”联络方式:

Tel886-2-23975589

Fax886-2-23975285

E-mail: macst@mac.gov.tw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7号“公共关系室”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tmib@mnd.gov.tw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

886-2-27081148

E-mail: tdq@taiwandemocracy.org.tw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174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886-2-23563542

E-mail: wufidata@wufi.org.tw


把持海外民運財政大權者竟然是個卑鄙小人
---- 郭少坤對“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看法

 


早在1998年我還并不認識遠在美國的“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時候,上海的一位資深的民運朋友就向我談起劉青其人,這位朋友在看到我的滿身傷殘時,除去表示了對中共當局的非法和非人道的憎恨之外,還不無遺憾的說:“像你這种人和事情,中國人權既應該為你呼吁,也更應該向你提供人道幫助,而且會有著積极的政治意義。”隨后,這位朋友又嘆息道:“那個人權主席劉青是一個王倫式的人物,除去會妒賢嫉能之外,不會有這种眼光,他不會向你提供幫助的”。雖然我當時是剛剛被迫“上梁山”,但是對劉青卻是一無所知,不過,對那個梁山的創始人之一、白衣秀才王倫還是了如指掌的。

梁山的創始人人之一王倫是一個依靠別人打家劫舍而嘯聚山林、并且做上第一把交倚的政客,他衹不過是一個落第失意的秀才,既沒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也沒有明确的政治目標和訴求,衹知道苟且偷安、得過且過,衹知道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使得一些充滿著對封建社會仇恨和意在推翻皇權政治的仁人志士也在他的影響下過上了自我滿足的日子,如果不是那個嫉惡如仇的大英雄林沖將其除掉,并且把那位胸怀大志的晁蓋扶上首領地位,恐怕歷史上也就沒有了《水滸》及其英雄們的故事,至于后來由于宋江的愚忠使得梁山好漢們成為了悲劇英雄,衹能是另當別論了,不論怎樣,王倫的消失仍然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好事而不是壞事。

王倫不但是胸無大志,而且人格缺陷,品質惡劣,凡是初上梁山者,都要去拿一個“投名狀”來向他獻忠,也就是說去殺一個人(不論是好人還是壞人)提著他的人頭來給他,才能獲得他的信任,才能有資格做上他安排的交椅和分得他的一盃羹,這對于像林沖那樣的良心人士來說無疑是強人所難,再加上后來又繼續逼迫晁蓋下山,也就不能不使得王倫自己走向自我毀滅的下場了。
歷史已經過去近一千年,王倫也成了一個中國优秀傳統文化頌歌中的一個不和諧的音符以及一個小人的象征,如果說我們非要拿這個人和今天追求民主的現代化事業的同道者(劉青先生)相比較的話,不但是劉青先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的确有傷民運主体之大雅,尤其是那么一個堂堂的“中國人權主席”之影響,更讓世人為之瞠目和令同道們扼腕!

那么,劉青先生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哪?也就是在上海的朋友話說不久,我也就有緣与其相識并且有所交往了。還是在1998年的夏季時候,我就不斷收到來自北京的一些有關民運方面的信息和資料,但是,奇怪的是在每一份信息上几乎都在下面注明:“此消息有劉青、朱銳、江棋生共同簽名方生效”。為此,我常困惑不解:這么大個中國的人權民運活動,如果僅僅依靠几個人來觀察、發布信息,那不是什么都誤了,后來,我在北京上訪時,一位民運朋友親口對我說:“劉青和盧四清有矛盾,凡是盧四清發布的消息,中國人權都不承認和支持,衹有和劉青發消息,才能得到聲援和幫助。”從此,我就對這個“中國人權”以及劉青留下了一個不好的印象:那就是不顧大局、自私狹隘。

不久,也就是在1999年的元月份,我因為支持農民們的維權活動而被捕入獄,那是北京的朱銳女士為我發布的新聞消息,我的妻子朱鳳華在去監獄探望我時多次說到劉青打電話表示給我們500美元援助的事情,但是,時過二年,愛人每次去探望我都說,怎么一直都沒有收到?!就這樣一直在我出獄后的2001年的秋季,我才終于收到了劉青先生轉交給我的500美元,盡管如此,我還是對他心存感激。后來在于他多次的通話中,他說我的情況和別人不一樣(因為我是一個為國因公殘疾的警察),他會每年都向我提供援助的。

遺憾地是,至今為止,我也沒能收到他一分錢的援助,衹是在2002年的秋季,他說有一位華人給我捐助了二十美元,果然,不几天我收到了他寄來的一張二十元的支票,為了這二十美元,我跑到銀行花去30元的人民幣辦了一個托收,气得妻子大罵我“沒有出息”,說我要不是同情民運、支持學潮能失去金飯碗嗎?能為了這二十元奔波嗎?并且轉而大罵劉青“真小气,就不能多給點”!我深知道自己已經是窮困潦倒,別說二十美元,就是二十元人民幣又有誰來給哪?!想當年,韓信乞食漂母,楊志賣刀,我衹有規勸妻子:“人哪,此一時,彼一時,就不要計較了”!話雖然是這么說,可我始終對劉青先生給我的那二十元心有不悅,特別是在劉青和中國人權事件浮出水面后,當我看到我的朋友王丹在網上談到“劉青甚至于拒絕給江棋生的兒子和郭少坤提供援助”,尤其是當我知道中國人權竟然有那么大的資金來源并且帳目不清時,我不能不憤怒了,原來,這個劉青真如朋友們所說“是一個王倫式的人物”!

其實,我絕不是因為是劉青沒有給我個人提供幫助就對他耿耿于怀了,据我所知,劉青拒絕了很多在國內坐牢受罪的朋友應該得到的人道援助。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口口聲聲“搞民主”的人憑什么自己坐在那個“人權主席”的位子上賴著不走?能讓劉賓雁先生、方勵之先生、于浩成先生、王丹先生、張偉國先生、郭羅基先生、林牧先生等一些讓共產党都望而生畏的人士辭職以示不滿和憤慨,可自己仍然坐在那個位子上恬不知恥,真也和共產党、江澤民一樣,确實到了“人間不知有羞恥”之境地了!

難怪經常找我的共產党的警察們對我說,你們那個人權主席是誰選舉的?憑什么一干就是十三年?他就沒有貪污腐化嗎?你們有什么資格罵共產党不民主?是的,誰又能說他們說的不對哪!

如果說究竟是誰壞了民運的名聲和敗壞了民主人士的形象的話,那我在此可以毫不遲疑地說:“是劉青,舍劉青其誰也”?!

因為,劉青和我們共同反對的專制統治者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特點如下: 在政治上是造反奪權的目的,一旦奪到權力后便貪權戀位和濫用職權。 在經濟上是巧取豪奪的手段,不論是什么錢和那里來的錢,他都敢隨便支配和貪污腐化。 在生活上是自私自利的,自己先富起來,再將自己的親屬嫡系扶植起來共享人生。

我僅僅列舉這三個特點就足以証明,從王倫到共產党再到劉青都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從他們骨子里散發著的封建專制霉气一直在毒害著神州大地,影響著民族發展的進程,對此,我們每一個有志于中國人民福祉和民族振興的真正民運人士都不能不有所覺察和警惕,可喜的是,“劉青現象”和“中國人權事件”已經在國內外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和關注,我們有理由相信,歷經磨難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优秀代表人物,在接受了更多的經驗教訓后,在當今民主意識的日漸增強的大好形勢之下,那些歷史上的政客也好,當今執政的專制者也罷,甚至是像今天劉青等一些“偽民主”者,都將會被人們識破并被民主的法則淘汰出局,并且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于是,我們沒有悲觀失望的理由。

“爾曹身与名懼裂,不廢江河萬古流”。一個嶄新的民主中國必將在所有志士仁人的共同奮斗下誕生在不久的將來!


郭少坤
2005年3月21日
星期一于徐州家中

 


    

 

王丹 (Wang Dan) 19692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留級生,1989年因參与學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屬對外國机构宣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并導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國監獄毫無人道,不予妥善醫治。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經美國醫療机构檢查,發現王丹健康良好,無需治療。此后,王丹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王丹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或者兩年后將陷于危机,然而這种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并支持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還向台灣民進党說中國不敢犯台。盡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北檢察机關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另据台灣《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戀者,他在美國的學歷也是假的。 

 

【照片說明】 王丹平時遠离民運圈 私生活中盡顯同志柔性一面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2642095

 


 

吳弘達

Harry Hongda Wu

 

吳弘達何許人也

 【人民報消息】 吳弘達逢人便說他是因為發表言論,不滿中共支持前蘇聯干涉匈牙利事件而被捕的,之后他被勞改了19年。在吳弘達為董事、發行人和編輯的中國信息中心《觀察網站》上卻刊登了張偉國先生的一篇文章《聞“勞改”載入牛津英語詞典有感》,里面這樣寫到:“1960年,吳弘達先生23歲起就因‘右派’的罪名被判3年勞教,解教后轉到礦山‘就業’。”吳弘達到底是勞改了19年還是勞教了三年,這里恐怕大有文章。

在網上查找不到吳弘達親筆寫的簡歷,然而与吳弘達熟悉的人卻說吳實際上一天也沒有勞改過,僅僅被勞教過三年(在中國,勞改是刑事處罰,勞教是行政處罰)。許多書中是這樣描述吳的簡歷的:吳弘達原本是一個中國人,原籍江蘇省無錫市,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吳弘達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被依法懲處。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三年。1964年,吳弘達刑滿釋放后,到山西省霍縣就業,后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任教,不久又調到武漢地質大學任教。1985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并從此滯留美國。經過7年苦心努力,他終于于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

吳是否“誘奸”過女學生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從“勞教”而非“勞改”這個事實看,這個可能性确實存在。在五、六十年代,強奸、殺人等都屬于 “人民內部矛盾”,而反党反革命卻是“敵我矛盾”。從量刑上來看,“誘奸”与“勞教三年”倒也有邏輯上的聯系。吳自己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還談到,他在時隔34年,初戀情人已經為人祖母的時候,還被他深深一吻。看樣子吳也是個多情种子。

吳弘達即使做過牢,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与時俱進的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吳已經數十年沒有領教過。要說現在真正的勞改權威,那得是現在還在坐牢或者剛剛出來的异議人士、法輪功信徒或地下教會成員,第一手資料新鮮熱辣,遠非吳久遠年月前的冷飯可比。

吳的一大特點就是在民運圈子里基本沒有朋友,被他排擠乃至直接誣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据与吳接近的人講,吳是個妒嫉心很重的人,著名民運人士,如魏京生、李洪寬、王丹、鮑戈等都受到吳的壓制,或直接被吳指為“共特”,而吳自己雇傭共特高瞻一事,卻不了了之。

台灣“國安局”局長薛石民和“海基會”副祕書長顏萬進曾經在談到吳弘達的時候說:鮑戈出獄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勞教所強迫犯人生產印有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字樣的阿迪達斯足球,引起轟動。世界盃賽幵幕那天,鮑戈跑到澳門幵記者會,起訴阿迪達斯公司,再次造成轟動。吳弘達害怕鮑戈影響太大,在美國搶了他的風頭,于是便散布流言說鮑戈造謠。……吳弘達腰纏萬貫,在美國擁有豪宅,而當鮑戈到美國時,他非但沒接濟過一分錢,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和封殺。

鮑戈絕不是一個特例。當年李洪寬在美國經營“大參考”網站,并每日給大陸送出大量電子郵件。這樣一個耗費精力和金錢的項目在申請資助的時候卻受到吳弘達的百般排擠和打壓。王丹的情形据說与李洪寬也差相仿佛,遇到吳弘達不少人為制造的障礙。

知吳底細的人稱吳的一大特點是言而無信,過河拆橋。例如1957年有個很有名的右派叫馮國鏘,1993年在香港就跟吳合作過。馮的前妻為幫助“勞改基金會” 搜集証据,冒著生命危險赴湖北、浙江和遼宁省的十三個監獄和勞改農場進行調查、攝影及錄像。在馮的前妻遇到危急,隨時可能被捕之際,吳背叛其諾言,不但不予援手,甚至反過來污蔑馮“騙”了他。馮一怒之下將事實經過發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題為《我怎么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吳弘達因為謊言被揭穿而惱羞成怒,向馮的朋友莫逢杰污蔑說馮是“共特”,要莫逢杰不要租房子給馮住。莫逢杰由于不信吳的話而被吳以最臟的話痛罵,終至二人徹底絕交。

吳弘達一直以“人權斗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錚錚鐵骨。1995年6月19日,吳弘達試圖通過化名從位于中國与哈薩克斯坦交界的霍爾果斯口岸潛入中國境內時被中國邊防人員抓獲。彼時,吳已經加入美國國籍,因此在被司法机關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辦案人員并沒有對吳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也遠比其他在押犯优越。吳弘達卻在8月9日向中國司法机關呈交了一份親筆簽名的《悔罪書》。吳痛哭流涕地悔罪認錯,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并非來自中國監獄。吳供認說:“我先是來到新疆第二監獄,拍下了一些有關當地警戒設備的鏡頭,然后,再來到烏魯木起市區一條繁華的商業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鏡頭,再將事先准備好的監獄標志貼到某個商品上,用特寫鏡頭拍下這個商品,于是,他們覺得非常理想的畫面也就出來了。”類似的,他說他關于死刑犯腎移植的鏡頭,也是來自在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拍攝的胸外科手術。

對吳為什么如此竹筒倒豆子般的認罪,我們并不清楚。雖然這無法証偽中共的罪行,但吳的“悔罪”畢竟給了中共矢口否認的口實,并傷害了“民運人士”的形象。從吳這次表演中,我們不得不怀疑他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給自己加諸的光環。或許有人認為吳加入美籍后,居移气,養移体,已經吃不了監獄的苦,因此不得不做違心之詞。可吳從小就在上海一個銀行家的富裕環境中養尊處优,勞教三年期間正赶上全國大饑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种險惡的環境中還保持著他自傳中所描述的气節,怎么到了1995 年這种气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呢?

吳來到美國的時机甚好,适逢中國改革幵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被胡耀邦、趙紫陽提上議事日程,許多有抱負的人都要在國內施展一番身手,彼時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很少,自然也沒人与吳競爭。吳借著這個机會露出了頭角。等到1989之后,大陸出來的人漸漸多起來,可吳已經站穩腳跟,打擊和排擠起那些初來乍到、立足未穩之人自然信手拈來,行有余力。

名利雙收的吳做了很多紙面文章,而真正吳拿到的第一手資料近年甚少,而被吳直接從大陸勞改營營救出來的人就更加寥寥無几。實事做得不多,榮譽倒是不少,這衹能說明吳的手腕非同一般。

在對法輪功的問題上,吳的妒嫉心故態复萌。吳是個花錢很謹慎的人,每年他從民主基金會拿到上百萬美元的資助,然而他在人員工資和辦公費用上卻十分“精打細算”。盡管如此,畢竟吳的號召力不夠,上百萬美金能夠召來的人馬不多。而法輪功僅靠信徒自發辦媒体、講真相,卻在反中共迫害的各路人士中聲勢最盛。吳在私下里曾經表示,如果他是江澤民他也要鎮壓法輪功,實乃妒嫉心作祟之故。這与他公幵宣稱的支持法輪功反迫害的態度背道而馳,且這种私下的講話常常代表一個人的真實想法。

吳弘達一直示人以嚴謹的風格,美國國會也因此對吳頗有信任,事實上的吳弘達卻不是他給外界的那個形象。比如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問題,吳就給出過至少三個完全不同的說法:一說是二千萬(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還有一說是1996年的數字,全國有一千一百個勞改營,關著六百萬到八百萬勞改犯人(張偉國主持的美國電子刊物98年3月)。第三种說法見之于吳1991年出版的一本書,說中國大陸勞改營至少有三千個,犯人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其中留場就業人員約八百萬至一千萬。對于自中共建政以來的犯人總數,吳在95年5月10日說有三千萬至四千萬,而在1998年卻說有五千萬以上(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3/30/98)。(以上內容摘自範似棟的《拆穿吳弘達的西洋鏡》)。

吳弘達作為中國勞改問題的權威,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基本問題上給出几种不同的說法,也讓人不能不對吳的治學和考証精神有所怀疑。一個勞改權威,總不能靠著估計出的自相矛盾的數据混日子吧?

吳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態与思維方式。在他出席的聽証中,發表意見時常常帶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當被問及他在勞教所的遭遇時,他常常會停頓一會兒,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傾聽他的下文時,再用非常簡洁和肯定的口气陳述,這种做秀常常引來大家惊愕的呼聲,并強化他人權斗士的形象。

綜合上面的信息,我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于他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盜竊和誘奸女生被勞教、言而無信、過河拆橋、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騙、軟骨頭、沽名釣譽、排擠他人、妒嫉心重、治學態度不嚴謹等等。此或為吳弘達的真實面目。

 


辛平
2006年8月18日 星期五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8/18/41359.html

 


王丹同志()經常光顧台灣的同性戀場所,与一批又一批男同性戀者私下約會,當白先勇()知道王丹也是gay時很興奮。 

与波士頓前男友Kenneth邂逅

王丹同志內心灼痛 舉止慌亂...

寫下以下日記

發表在個人網站上 

 

 

站長 wangdan 王丹

注冊于: 2004-03-02

發表數: 548

412: 那天看到K

發表于: 2007-04-12 22:40

那天看到K, 我整個人瞬間傻掉---怎麼會這樣呢?

都已經分手三年了, 之後再也沒有聯繫過. 我曾經多次沙盤推演過在街上偶遇的情景.也許是假裝沒有看見, 擦身而過; 也許是勉強寒喧, 尷尬之下匆匆道別. 不管怎樣, 總覺得那會是一種平淡的情景, 有些惆悵甚至悲傷, 但是真的很淡就對了.

今天偶然遇到, 卻推翻一切思想準備. 我竟赫然發現: 我那串以前個戴了很久, 當我們熱戀的時候送給K的銀色項鏈, 居然, 還在K的脖子上! 陽光下反射亮光的項鏈, 昭示主人的精心擦拭, 讓我頓時恍惚.

是我太疏忽了曾經有過的時光對生活的影響嗎?是我真的比K對我們那段感情印象更為淡漠嗎? K居然還沒有從那場註定沒有結局的戰爭中抽身出來嗎?我呆在街頭,. K一臉燦爛的笑容, 讓我內心灼痛, 舉止慌亂.

分手以後, 是他主動斷了聯繫: 從電話, 電子郵件, MSN, SKYPE, 通訊地址, 一直到工作, 都不再依舊. 我想也許是K保護自己, 那麼我應當尊重, 儘管內心有無數的起伏. 絕望的我, 在時間的水中浮潛, , 慢慢的終於習慣了面對. 可是現在, 突然被拋回戰場, 面對最不想面對的戰局, 我慌亂之下突然傻眼.

---“好久不見”

---“恩”

---你還好吧?

---“好”

---“恩”

---“我給你打過電話”

---“哦, 我手機後來換了”

---“可是…”

---“下次吃個飯吧”

---“哦, 好啊”

………

………

---“那我先走了”

---“恩,bye

陽光下走在回家的路上, 週圍的人和車形影模糊, 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想回家, 可是我需要開始走動. 我需要一個方向, 讓我可以有所歸屬. 耳邊響起樂聲, 那是陳奕迅的:

“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你不屬於我/我們還是一樣/陪在一個陌生人左右/走過漸漸熟悉的街頭/十年之後/我們是朋友/還可以問候/只是那種溫柔/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情人最後難免淪為朋友.

十年, 足夠可以面對那條銀色的項鏈嗎? 我問自己.

http://www.wangdan1989.com/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885&forum=2

上述日記摘自民運分子王丹同志的私人網站(實際為台灣同性戀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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