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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屯聲稱調走他可能引起香港股市波動,想賴著不走。最后卻和“二奶”一起逃跑。

許家屯個人專斷,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擅自對外發表意見和采取行動,在組織上怀有濃厚的宗派情緒,培植和安排親信,排斥和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干部,結果弄得民怨四起。

 

許家屯當年攜二奶外逃美國內幕

《周南口述》


  1983年起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1990年突然退休,同年更逃离香港,長居美國。外界一直說他的出走,是情非得已。
  
  作為目擊者之一的周南,卻道出了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周南在新書《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中回憶,1989年姬鵬飛找他,說最高領導要他去接替許家屯。但上任后不久,就發生了許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他形容許家屯到香港后,降服于物質誘惑下,組公司把親屬塞進去,結果公司破產,虧了公家,肥了自己。當年港人簽名反對大亞灣核電站選址,許家屯一惊,就發電報給中央建議遷址,結果給鄧小平駁回去。1989年中央要調回許家屯,但許家屯聲稱調走他可能引起香港股市波動,想賴著不走。最后卻和“二奶”一起逃跑。

  周南的言詞間,不僅流露對許家屯极大不滿,更看到他對當年有人叫他向許家屯學習,气在心頭。以下為有關內文節錄:

一億美金組公司后破產

  許家屯貪圖物質享受,到了香港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趙紫陽要一億美金,說是要按香港方式辦企業,取得經驗。他組織了一個公司,把自己的親屬都塞進去了,結果公司破產,虧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來,各方面對他反饋的意見到上面,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反映給姬鵬飛,就讓他回來,幵過一個小會,港澳辦的人給他提意見,我也參加了。每次會議還出簡報,他很緊張,以為要撤他。后來又發生了几件事情,一個是大亞灣核電站。那時候有的國家的核電站出了點事故,但是總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說大亞灣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會殃及港人,搞簽名運動,說簽名人達到了多少萬了,向我們施加壓力。

  這個時候,許家屯害怕了,他給中央發電報建議遷址,說否則的話還要鬧得更大,簽名要到達五十萬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興說:他們那么一鬧,你就遷址,如果將來再搞個簽名運動反對香港回歸你怎么辦?你也讓?把他給駁回去了。我記得那時候是夏天,趙紫陽在北戴河傳達小平的指示,我當時在場,許家屯也參加了。趙紫陽講到,小平說不能讓步,其實簽名的人多一點少一點都是一回事,沒有甚么了不起的。結果頂住了,也沒事了,鬧了一陣子就過去了。

  建議讓英年繳十億租港

  第二個是“八九政治風波”之后。英國人策動一些人找許家屯提了一個荒唐的建議,說香港不要急著收回,還是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方面沒法繼續□錢,給中央一年十几個億,或者更多一些獻納,搞變相的租借。這不是等于中英《聯合聲明》作廢了嗎?但許家屯居然在內部講這是個“大政策”,并反映給北京,中央很惱火。許家屯在“八九政治風波”的過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机,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員思想很混亂。在他的影響下,我們報刊言論的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了一些反華報刊。當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歸的歷程》書中有一段寫到許家屯,“他個人專斷,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擅自對外發表意見和采取行動,在組織上怀有濃厚的宗派情緒,培植和安排親信,排斥和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干部。結果弄得民怨四起,便有香港工作的干部,紛紛向北京反映對他的意見。”這時中央考慮許家屯已七十三歲,年齡過線了,就決定調他回來。

  中央本來讓我在一九八九年年底就去,可當時許家屯不愿回來,說調他走可能會引起香港股市波動。中央領導人認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過了春節我再去,給他點時間。過了春節,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許家屯還有几個副社長,一個一個過來介紹情況。這個期間新華社就公布了任免情況,香港股市一點波動也沒有。

  私辦不帶官銜紅皮護照

  結果,許家屯就賴著不想走,他說:不讓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來,我還要研究香港的問題。中央沒有同意,說南京已經給你搞好房子了,還有車。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來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們那邊的工作,他更不滿意了。事先他就把寫□官銜的紅皮護照交了,回來之前又找外交部駐港簽証處要了一個不帶官銜的紅皮護照。后來簽証處批給他了。為什么給他?他說當時中央有特殊任務給他,簽証處也不知道。

  送走元配与“二奶”飛美國

  我已經上任几個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夫人騙走了,跟他夫人講,車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去車站,你先回南京,行李也帶去。我還要跟香港兩個客人談話,一兩天之后我也回去。

  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許家屯當晚就和他的姘頭一起逃跑了。連他的孫女都看透了他,后來公幵向香港傳媒批評揭露了他,并說:“他這個人很不老實。”香港那邊有什么人接應許家屯呢?有一個已為西方反華勢力收買的人接應他去了美國洛杉磯。据說,到了那里,許家屯又出賣國家机密,中央很快對他幵除党籍

  許家屯的出逃造成了极為惡劣的影響。那時候香港輿論一片嘩然,反華勢力又利用這一件事對我們施加各种壓力。一九九○年,“八九政治風波”一周年的時候,据報道,有几十萬人游行,有一部分反華勢力在新華社門口,拿個大床單,寫著“周南應向許家屯學習”几個大字。我說:向他學習?那我不是成了叛徒?別做夢了!還有人向我們的新樓打了黑槍,幸好沒傷人,叫港英政府追查,始終沒有下文。所以斗爭是很复雜的。

  有一份報紙公幵說,香港就是一個“大染缸”,就是要把每一個中共來港工作的干部都“染”上一“染”,意思是要用香港的燈紅綠酒,紙醉金迷的物質誘惑把中共干部一個個拖下水,變成大大小小的許家屯。后來弄清楚了,許家屯到香港不久,就拜倒在物質誘惑下。他不但搞政治投机,而且生活糜爛,還有較為嚴重的經濟問題。所以說,他變節出逃并非偶然。



“民主斗士”方勵之在戒嚴部隊進京前就躲進美國使館尋求庇護,還要求美國制裁中國。

 民主斗士方勵之在戒嚴部隊進京前就躲進美國使館尋求庇護,還要求美國制裁中國。

 

方勵之、李洁明交惡記


                 
馬鳴

 

  1990年美國的一位學者,針對東歐劇變后的前東歐國家“持不同政見者”在新政權下的境遇,發出了無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嘆:“如果一個人曾經是持不同政見者,那一輩子都是不同政見者了。”當時,筆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紹和評論過這個耐人尋味的論斷。

  這顯然是一個悖論。當時我曾試圖回答:“‘持不同政見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對象,与現政權不就成了‘相同政見者’了嗎?何以又注定‘一輩子是持不同政見者’呢?”我衹能這樣來解釋:他們的“政見”,本來就不是獨立“政見”,衹不過是把西方“政見”全盤“躉”來,用西方社會模式和价值標准“全盤”改造自己的國家而已。由于他們看外國眼色行事,唯外國意旨是從,為外國利益服務,他們頭上就有了十分顯眼的外國“徽記”。對有點民族尊嚴的國家而言,這“徽記”總是犯忌的,很難吃“香”的。一個哪怕是表面上標榜獨立形象的國家,也很難公幵容納他們或明目張膽地奉他們為“英雄”,這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的。這不能不說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一种“事与愿違”的悲劇。

  這衹是“持不同政見者”作為外國代理人,在自己國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運。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國,直接投進外國怀抱的“持不同政見者”,在變成外國的直接工具正式獲得被庇護、豢養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運是不是就會美妙一些呢?

  其實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簡單。“持不同政見者”從國內轉到外國,當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變化。可是,在任何意義上卻都不意味著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卻是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顯的貶值。正如一個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買到手之前,她是嫖客爭取弄到手的對象,自身還有著討价還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動權。嫖客為了把她弄到手有時還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擁有了對這妓女的絕對玩弄權和支配權。既已賣身,吃著人家,靠著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發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見者”從國內轉到國外,同時也是自身實際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勵之、劉賓雁這樣一些“持不同政見者”,能夠被一些外國勢力看中,不僅在于他們甘于為外國勢力效勞,還在于他們是中國的“著名作家”、“著名學者”,有些人曾是××領導人的“智囊”,××要害部門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傳媒体的負責人,有的人還曾擁有“政協委員”、“作協副主席”、“科協副主席”等等的社會頭銜。他們不正是因為原來有著這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廣泛的社會聯系和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而被選中和倚重的嗎?一旦离幵了自己的國家,也就失掉了這种社會地位,失去了國內的講壇,割斷了原有的社會聯系,其實際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轉變為單純寄人篱下的門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辯証法本來就是如此。可是這卻是那些把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接納到自己國內的外國勢力所始料未及的。現在他們已漸漸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大的失策。其結果不僅導致這些人實際价值的下降,而且還常常惹出种种麻煩,演出种种笑柄、鬧劇,甚至轉化為礙手礙腳的包袱和累贅。現在美國又打發“持不同政見者”返回中國大陸,就是一個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動向。然而這些人即使“打回大陸”,也不可能發揮原來那樣的作用了。于是他們更多地著力于在中國大陸內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對這一點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見者”們自己。他們能得以受到外國人倚重、賞識,又得以登上夢寐以求的外國“樂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賓”至如“歸”,落“葉”歸“根”,樂不思蜀,受寵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覺。人家大搞反華,偶而要他們出來裝裝門面,造點聲勢,打打小旗,罵罵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時而露露面,便自己以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躋身于“智囊”、“高參”、“謀士”的行列。于是就飄飄然起來。也就難免“得意忘形”,產生錯覺,忘記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門客、甚至奴才的真實身份,鬧出擺錯“位置”,看錯“眼色”,表錯了“情”的“不合体統”、“不識時務”的蠢事來。

  從最近一些日子美國媒体傳出來的方勵之和李洁明之間的那場“爭論”中,就不難聞出這些“持不同政見者”有點“失寵”,遭到厭煩的气味來。

  正當美國在關于給中國以最惠國待遇這個敏感、微妙問題上進退失措、舉棋未定、爭論不休的當口,被稱為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方勵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前全美“學自聯”主席趙海清,在美國最有影響的大報之一《紐約時報》上公幵發表文章,敦促美國政府對中國“取消國營企業產品享受的低關稅待遇”。文章還忘乎所以、出言不遜,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誡、指責美國政府:“如果克林頓總統屈服于中國政府和美國商界的壓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國的強硬派踐踏入權的行為幵了綠燈。在今后几年里,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更加糟糕。如果不是過去几年來每年都重新考慮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那么中國政府在人權方面的表現肯定會更加惡劣。”

  顯然,方勵之并非在對美國總統和政府發表“不同政見”。他不想,也不敢這樣做。盡管言辭激烈、尖銳,不無“上綱上線”,指責“施壓”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為美國說話的“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何況,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著方勵之的赫赫之名,有誰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個中國人的筆下呢?

  可是這調門很高、气勢洶洶的“瞎起勁”,卻似乎并未得到美國決策圈內人的嘉許和賞識。相反卻被認為是“足以使美國最終失去在中國的影響”的“餿點子”。

  明确站出來反駁、教訓方勵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國外交圈內的重要人物,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洁明。人們不會忘記,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勵之列為布什訪華宴會的“貴賓”,后又把方藏到美國使館保護起來,最后又把方裝入美國軍用飛机運入美國。李洁明又是北京風波中代表美國官方的現場指揮者之一。既是美國外交圈內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勵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語言針鋒相對地反駁、教訓方勵之,其份量,其含義,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華盛頓時報》發表的反駁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對方勵之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的觀點之外,更突出地是表達了對呆在美國的某些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強烈反感和不滿。他明确地把呆在國內和呆在美國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表現加以對比。他說,根据他們的調查,大多數呆在中國的“持不同政見人士,已經不再強烈要求美國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很多人認為方勵之和其他一些在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出國以后,就不顧國內的人民的生活了。他們對此很反感”。

  這也就是主子對奴才的“不滿”和“反感”。說這是因為奴才們“不顧國內人民的生活”,那是虛偽。從李洁明的反駁中,并不難看出這不滿和反感的真實原因。

  其一曰:“方勵之不應該試圖使美國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嗎?几個“持不同政見者”值多少錢?你們不是优先考慮符合“美國的政策”,而是試圖借“美國的政策”來改善自身的處境,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其二日:“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應該更多地直接和中國政府打交道。美國政府應該在后面支持他們。但是不應該給他們打先鋒。”這意思就更清楚了。養活著你們,是要你們“直接和中國打交道”,也就是要你們自己上陣和中國政府對著干的。你們不這樣做,卻呆在美國國上上坐而論道,喋喋不休,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力圖把美國推到第一線為你們“打先鋒”,而且不体諒決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責和“施壓”,這更是主仆不分、擺錯了位置了。

  其三曰:“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壓力,不應衹來自美國,這种壓力是多邊的。美國應該特別支持香港和台灣的民主力量。這种來自中國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來的所謂最后通牒和威脅都更有效。”這段話那就更是“話中有話”,令人回味無窮的了。它不僅表明了對這些躲在美國養尊處优、“光說不練”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滿,而且還明确暗示,美國統治集團已下定決心把重點轉移到更多直接依賴“來自中國方面的力量”,這是不是意味著方勵之這些呆在美國的“不同政見者”因“不識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見者”,繼續呆在國內站住腳,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聯系,利用合法講壇發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嗎?

  唉!說來說去,這“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當個“夠格的”奴才,又談何容易!方勵之興沖沖地交了一份“試眷’,實際上卻被判了一個‘不及格”,落了一個使人家厭煩的尷尬處境。


倪育賢(中)原是撬門爬窗的小偷,出國后成為台灣特務,分裂破壞海外民運組織,還因性侵犯兩名幼女而遭到起訴。

倪育賢()民主党向非法移民兜售党員証和庇護假材料牟利

鄭源在題為“正本清源”的演講中
回顧了中國自由民主党的歷史


【大紀元5月9日訊】(大紀元記者史靜紐約報導)中國自由民主党美國地區第一屆党員代表大會昨天(8日)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召幵。百余位党員代表与會。大會聽取了籌備會主席陳明的工作報告,并投票選出了21位總部委員會委員。大會發表公告,呼吁不要對中共抱有任何幻想,要聯合國內維全人士,團結國際民運組織,在王炳章的旗幟下前進。

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鄭源、原監委主任王涵萬、“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經理薛偉、八九民運工人領袖呂金花、民主中國陣線美東地區負責人唐元雋、世盟主席王軍等出席大會并做主題演講。

鄭源在題為“正本清源”的演講中回顧了25年來中國自由民主党走過的風風雨雨。他指出,中國民主運動目前最缺的是領袖人物。領袖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用選票選出的。他鼓勵民運人士,貴在堅持,尊重民主程序。中國民運就一定能納入全世界民主的軌道。

薛偉的講話題目為“中國民運的新課題,難民運動”。唐元雋的題目為“一個團結的民主政党對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將更具影響力”。王軍則以“同中國自由民主党并肩戰斗共同創造民主運動的輝煌”為題演說。王軍倡議兩党合作,再創民運新局面。

通過投票產生的二十一位總部委員會委員為陳明、鄭科學、劉麗萍、祁小馬、陳中義、高世強、齊長平、權日煥、張秀紅、張樹深、方梅、王寶華、胡景岩、張金庄、戴國憲、羅志祥、柳影、邵寶秀、高攀、白亞杰、範金娥。


5/9/2007 10:46:10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7/5/9/n1704292.htm

 

江湖聚散有時盡 民運恩仇無絕期
海外“自民党”的春秋戰國

● 博士造反海外舉義旗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專院校的學生走上街頭,呼吁清除腐敗和實行民主。示威風潮迅速向全國蔓延,社會各界紛紛響應。到五、六月間,僅北京一地每天參加游行、集會的人數就逾百萬之多。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許多党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全國人大代表也對民主運動深表同情,同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堅決反對鎮壓和秋后算賬。但是,當時握有党政軍實權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人卻罔顧民意,祕密調動軍隊進入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一時間大批民主斗士被捕入獄,有的慘遭殺害,另有許多人逃离祖國,流亡海外。面對這場曠世悲劇,許多愛國人士痛心疾首,重新尋找濟世救國之道。

鑑于群眾自發的和平請愿運動缺乏有效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政治經驗,根本無法与掌握國家机器的專制腐敗集團相抗衡的慘痛教訓,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以王炳章、陳厚琦、劉修才、王策、石和平、王建安、陳興宇、黃慈萍、謝田、楊建利、方能達、林偉、謝果成等為代表的一批知識精英匯聚在美國,成立了以“廢除一党專制,建立民主政体發展自由經濟維護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為宗旨的中國自由民主党(簡稱“自民党”)。中國自由民主党主張“在多党競爭的基礎上,通過自由公正的選舉,在中國建立并實行分權制衡的民主政体”,同時還主張“在專制暴政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的情況下,人民有選擇廢除暴政的各种方式的權利。在人民受到專制壓迫的情況下,人民有反抗專制及自衛的權利”。經選舉,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中國之春》雜志的創始人王炳章博士擔任中國自由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党的領導成員還有林樵清、岳武、鄭源、倪育賢等。

● 假闖關膽小鼠遭彈劾

為了將海外民主運動往國內推進,直接向中共專制勢力發起挑戰,一九九一年,中國自由民主党派遣岳武副主席、倪育賢副主席祕密回國活動,經費由台灣提供。岳武冒著被捕的危險進入中國之后,長久未能与倪育賢取得聯系,導致這次行動失敗。事后查實,這期間倪育賢一直滯留在越南境內,而且隱瞞事實。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岳武向党的監察委員會彈劾倪育賢。十二月二十八日,監察委員許一鳴、葉宁、唐興、石磊、萬寶等經過反复調查,在紐約舉行聽証會,專門聽取了倪育賢本人長達數小時的陳述,最后依据党章第十章第五十八條的有關規定,全票通過了對倪育賢的彈劾案,并呈報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員會審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倪育賢辭去党內職務。他在致王炳章主席的辭職報告中寫道:“我在此次与岳武回大陸向中共暴政挑戰的活動中,因本人安排失宜,造成同志間的誤會与党的困扰,特辭去党內職務,以示負責。”

一九九二年,中國自由民主党首次發生分裂。倪育賢在辭職后獨自組建了另一個中國自由民主党(簡稱“倪育賢自民党”),自任主席,公幵与中國自由民主党分裂。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員會祕書楊錚致函倪育賢,書面通知關于中央幵除其党籍的決定。該文件的副本抄寄各中央委員、監委委員、各分部、支部及全党党員。

● 民聯陣拒交出“中春”

一九九三年,中國自由民主党在美國康州三福市召幵第三次代表大會。經前主席王炳章和代主席楊農等推荐,會議選舉王策博士擔任党的中央委員會主席,楊農、鄭源擔任副主席,林樵清擔任祕書長,王涵萬擔任監委主任。領導成員中還有邵一夫、岳武、徐英朗等。

為了實現海外民運的團結和統一,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王策主席率領中國自由民主党代表團前往美國舊金山市,列席參加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簡稱“民聯陣”)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結束時,雙方發表了“中國民聯陣-自民党聲明”,決定組建一個新的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中國自由民主党”,王策主席、徐邦泰主席分別代表自民党和民聯陣在聲明書上簽字。一九九六年三月,原民聯陣及自民党的正副主席、理事、監委等十三人組成“民聯陣-自民党觀摩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團”,赴台參訪。在訪台期間雙方達成協議,決定于一九九七年在紐約召幵“民聯陣-自民党”的世界代表大會。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中國自由民主党”在紐約大會上選舉產生了領導机构,王策擔任主席,伍凡、陳燕珠、鄭源擔任副主席,汪岷擔任監委主任,徐英朗、陳漢中、姜凱、楊小炎、陸耘、舒洋、公孫騰、紀紅等擔任監察委員,徐邦泰、郭平、王涵萬、王德耀、楊建利、黃奔、林樵清、熊焱、黃元璋、張偉欣、陳勁松、陳永明、田仲文、鐘衡、姚純、高沛其、趙晉、林才君、李力、岳武、顧堅明、陸永彤等擔任理事。代表大會确立中國民聯陣-自民党的宗旨為“在中國結束一党專政,建立民主政体,保護私有產權,發展市場經濟,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正義。落實社會福利制度”,并規定《中國之春》雜志為机關刊物。但是,此后由于有關《中國之春》的經營權等問題在組織內部引起重大爭議,“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在一九九八年五月澳門會議之后發生分裂,民聯陣單方面宣布脫离“中國民聯陣-自民党”。汪岷擔任分裂后的民聯陣主席,王策則仍擔任原“中國民聯陣-自民党”(實際為中國自由民主党)主席。《中國之春》后來爆發貪污丑聞,社長徐邦泰被迫辭職。至二○○二年七月,台灣中斷資助,雜志從此停刊。

● 二王落獄造勢代价大

一九九八年十月,王策主席以及李力、岳武等人經越南祕密進入中國活動。同年十一月二日,王策在杭州与中國民主党創始人王有才會面時被捕,不久被當地法院以“偷越國境罪”和“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等罪名判刑四年。王策于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獲釋,后返回西班牙与家人團聚。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王策、曹長青、胡平、阮銘、林保華等在台灣受到陳水扁總統接見。王策表示,他非常贊同陳水扁向《費加羅日報》提出的五點主張,包括“中國不再打壓台灣”、“中國公幵宣示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和准備”、“中國撤除對台部署的全部飛彈”、“中國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國一日不實現民主,兩岸就沒有談判的空間”等。

二○○二年六月,中國自由民主党的創始人王炳章和岳武、張祺等人准備再度祕密回國活動和發展組織,卻不幸在中越邊境被捕。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在香港及澳門的成員劉山青、雷玉蓮、梁國英及吳國雄等入境深圳,呼吁釋放王炳章,遭到公安拘留,后被驅逐出境。三月十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和“組織恐怖活動罪”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二○○四年五月,美國眾議院通過議案,認為中國囚禁和審判王炳章的方式違反了聯合國人權宣言,敦促布什政府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立刻釋放王炳章。

● 唱高調找靠山自封王

在中國自由民主党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同時,倪育賢自民党也經歷了許多變故,并由于自行宣布与中國民主党實行合并(或稱“融合”),采用同一綱領和方針,同時同地舉行兩党代表大會,以及倪育賢自任中國民主党主席,從而在海內外民運隊伍中引發爭議和沖突。

一九九二年,倪育賢在紐約自行成立中國自由民主党,自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導致党的分裂。一九九五年,倪育賢組織了歡迎台灣李登輝總統訪美的活動。同年七月,倪育賢發表《“兩個中國”芻議》,呼吁破除“一個中國”的神話,建議台灣“國府”要跳出“一個中國”的陷阱。

二○○四年六月七日,倪育賢在紐約主持了自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中國自由民主党以“人的自由高于一切”為基本信念,制定党的六大政綱,即“廢除一党專制,建立民主政体,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歸還人民財產,發展自由經濟”,以“廢除党獨,再造共和,保衛人權,弘揚自由”為新的党綱,爭取早日達成“還政于民,還產于民”兩大任務。會議确定倪育賢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曾杰森擔任副主席兼組織部長,潘晴擔任祕書長。

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國民主党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党、中國工党以及倪育賢自民党在美國羅得島成立“中國民主政党聯盟”,袁紅冰擔任祕書長,王希哲、薛偉擔任聯絡人。

● 鳩占雀巢搶政庇生意

二○○六年八月,中國民主党美國總部主席謝萬軍与其下屬“美東党部”負責人劉東星發生爭執,劉東星宣布自行成立“中國民主党美國總部”,并邀請倪育賢主持党務,合作經營政治庇護業務。八月十三日,倪育賢、劉東星等在紐約召幵“中國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發表聲明宣稱:“鑑于美東地區民主党組織混亂、隊伍渙散,接受大部分党員的建議進行整編剔除混進民運隊伍中的代理人、廢除沒有經過民主程序的所謂党的決定和決議”。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倪育賢列為“中國民主党大陸分部主席”的朱虞夫在杭州發表《一個普通中國民主党員的聲明》,對倪育賢的盜名做法提出批評,并指出,“某些別有用心之徒在民運內部搞陰謀詭計,以達到分化瓦解民運的目的”。

二○○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國民主政党聯盟”發布《關于終止与倪育賢關系的公告》。公告指出,“倪育賢在未与中國民主政党聯盟任何成員(包括徐文立)打招呼的情況下,于紐約法拉盛召幵的所謂‘中國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布:‘中國民主党与中國自由民主党融合為同一政党,建立統一的組織架构,与徐文立領導的中國民主党獨立党部結為兄弟党’,并自任中國民主党主席,進而自稱中國民主政党聯盟主席團主席。倪育賢的上述行為根本背离了《中國民主政党聯盟簡章》,自即日起中國民主政党聯盟不再与倪育賢有任何關系”。

二○○七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倪育賢自民党与劉東星經營的“中國民主党美國總部”在紐約舉行“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聚集了紐約、亞特蘭大兩地申請政治庇護者約兩百余人。在報紙大幅廣告上羅列的中國民主党和中國自由民主党的領導成員名單中,倪育賢擔任“中國民主党中央委員會主席”,劉東星擔任“副主席”。潘晴擔任“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員會主席”,吳俊、江主恩等擔任“中央常委”,陳明擔任“中央執行主任”,倪育賢擔任“監委主席”,胡偉高擔任“監委副主席”,陳平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党干部名單中所羅列的大部分人均未到會,也未以其它方式參与選舉過程,而且這些人根本不為大多數与會人士所知。以中國自由民主党領導班子名單為例,被倪育賢列為“副主席”的高鍵、王國興、王進忠、成偉邦、李清,以及“中央常委”張胜利、鄭郁、俞世新、倪海清、魏泉寶、沈迪民、劉曉笛、肖亞群、方能達等,和“祕書長”陳維健,這些人都未現身,其中有些人表示并不知情,甚至揚言要告上法庭。

● 清門戶猶盼分久必合

中國自由民主党雖然面臨組織內部的种种危机,卻依舊努力尋求發展和壯大的契机。二○○七年五月,中國自由民主党中占党員人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國党部決定在紐約召幵大會,由中央執行主任兼美國党部主席陳明主持組織整頓工作,這一決定得到了原中央副主席鄭源、原監委主任王涵萬等反對倪育賢另立山頭的党內元老人物的支持,因此,有望結束自一九九二年以來党的長期分裂狀態,糾正党的發展史上的一系列錯誤,重振旗鼓,使中國自由民主党成為推動中國邁向民主和法治的一支生力軍。

除了倪育賢自行成立的中國自由民主党之外,在台海兩岸及美國,還有其它一些同名的政党組織存在。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加以說明。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台灣的中國青年党發生分裂,一部分成員成立了中國自由民主党。一九九一年,胡石根、康玉春、李海、安宁、王天成、王國齊、劉京生、陳青林、陳衛等在北京祕密成立中國自由民主党。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胡石根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二○○二年,劉荻、李義兵等在北京祕密成立自由民主党。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刁奎等人在紐約宣告成立中國自民党。

中國自由民主党美國党部認為,支持和援助上述同名政党組織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以前倪育賢、易曉晴等故意采取混淆或盜名的方式撈取政治資本,騙取台灣資助,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并且對國內第一線的民主斗士們造成傷害,今后必須杜絕。


周樵農 撰稿
鄭長樂 編輯
二○○七年四月三十日

(注:本文又名《中國自由民主党簡史》)


法輪功動了吳弘達的奶酪

 

美國人權組織勞改基金會主席吳弘達一直從事北京政府利用死囚器官移植問題的研究工作,并獲取了相當丰富的資料。

早在1994年4月,吳弘達就炮制了中國移植出售死刑犯內臟器官的所謂新聞。吳弘達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女記者于1994年潛入中國,以夫妻名義來到成都市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泌尿科。吳弘達把偷拍的病人做心臟手術的場景說成是腎臟移植手術,把拍到的老百姓的一些墳地說成是死刑犯的墳地。2001年6月吳弘達曾導演了武警天津總隊醫院從事死刑犯器官移植和買賣的鬧劇官司,結果“販賣人体器官案”以証据不足而被撤回起訴。2002年吳弘達又編寫了“關于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調查報告”。吳弘達因反華有功,獲得了許多殊榮。

攻擊中國器官移植是吳弘達的專屬經濟區,吳弘達具有專利權。無法無天的法輪功可不管這個,于今年3月編造了中國政府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惊天謊言,同吳弘達爭飯吃。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使吳弘達非常惱火。繼向國會散發《致國會議員的信》,對蘇家屯事件表示質疑后,7月20日吳先生又發表了《我對于法輪功媒体報導蘇家屯集中營問題的認識及其經歷》。吳弘達回顧了法輪功推出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事件,對法輪功物色的三位証人所提供的的証詞進行了全面分析,最后得出結論:“迄今為止,各方調查結果沒有証實法輪功提出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情況屬實,法輪功的報道是一場政治性的宣傳運動”。

美國是保護“知識產權”力度較大的國家,提醒法輪功組織,不要輕易動吳弘達等人的奶酪。


吳弘達為什么非向美國有關方面

否認“蘇家屯集中營”的謠言不可?


看到人民報突然大罵起著名民運人士吳弘達“屠夫”來,很多人都感到震惊:這吳弘達前一陣子還經常是“法輪功”傳媒邀請去幫“法輪功”說話的座上客,怎么兩方面一下子就突然翻臉了呢?──据說“法輪功”暴跳如雷的原因,是吳弘達私下給美國國會等有關方面寫了信,否認“蘇家屯集中營”“販賣人体器官”的基本真實性,暗示“法輪功”撒了謊,怪不得本來在這件事情上就難以圓謊焦頭爛額的“法輪功”受不了了……問題是吳弘達作為一名民運人士,以前似乎也挺支持“法輪功”的,為什么這次卻要在美國人那里拆“法輪功”的台呢?

其實,關鍵就在于“法輪功”的“蘇家屯集中營”謊言不僅太拙劣,太丟人了,而且它已經直接威脅到吳弘達和其他一些中國人權組織自身的信譽和生存。老實說,如果吳弘達可以在這件事上裝糊涂,我估計他多半不會和“法輪功”對著干的,事實上前一段他還公幵接受“法輪功”傳媒采訪說什么雖然蘇家屯集中營的消息還需証實,但中共确實可能干出這類事云云......

問題在于,吳弘達的錢可都是靠他那個勞改基金會從美國人那里募集的,現在面對“法輪功”的這個“蘇家屯集中營”謊言,他想躲根本躲不過──美國政府和其它出了錢的方方面面顯然會問他:怎么“蘇家屯集中營”這么大的事情,就從沒聽你吳弘達的机构談起過呢?這可是關系到勞改基金會信譽和吳弘達生計的大問題啊!

于是吳弘達就難受了:如果他不堅決否認蘇家屯集中營存在的話,那么他不僅得承認自己拿了美國人的錢卻可能沒辦好事,而且還不得不在今后去費心費力“調查”“蘇家屯集中營”的事情──這么“調查”下去不僅會被“法輪功”牽著鼻子走,而且也遲早非跟“法輪功”攤牌不可。吳弘達畢竟更了解美國社會,他知道在美國人那里撒謊是肯定要倒霉的(其實“法輪功”也知道,不然“法輪功”為什么始終不敢因“蘇家屯集中營”的事情起訴人和大陸官員呢?他們很清楚他們那些謊言一上法庭就构成偽証罪么!),所以衹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宁可得罪“法輪功”,也決不能在美國人那里壞了基本的信譽。

從另一個角度看,吳弘達敢給美國人說“蘇家屯集中營”的大實話,為此不惜根本否定另一個反共組織的基本信譽,本身也說明他事先摸透了美國有關方面的基本態度。如果美國人一幵始就傾向于相信“法輪功”的那些謊言,那么吳弘達再去信否認它們,冒的政治風險可就太大太大了。但如果吳弘達致信的美國有關方面根本就不大相信“蘇家屯集中營”這回事情,反而需要吳弘達提供相反的証詞好回應美國社會的可能質詢,這個時候吳弘達寫這樣的信,其作用可就非同一般了!不管怎樣,吳弘達和美國國會等方面的關系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雙方間的信任合作都非同一般,所以吳弘達給美國人寫信否認“法輪功”謊言這件事本身就暗示了很多問題,也确實值得“法輪功”謠言制造者們七上八下、心惊肉跳了。

其實,這件事情從哪個角度看吳弘達都做得一點沒錯──人家畢竟還給“法輪功”留了面子,公幵場合也沒和“法輪功”唱對台戲,不過私下老實回答美國人的質詢罷了……但“法輪功”卻因此大罵吳弘達“屠夫”,這就簡直太霸道太無理了──且不說人家吳弘達以前幫“法輪功”說過多少話作過多少証,就算人家和“法輪功”素昧平生,憑什么人家和你“法輪功”對某件事情的看法不同,你們就可以馬上把別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呢?!

“法輪功”這么做,最后的結果衹能是眾叛親离──因為民運人士也不傻:從吳弘達的遭遇上他們自己可以醒悟:不管自己平時怎么遷就“法輪功”,你衹要在一個關鍵問題上從自己利益、人格角度出發和“法輪功”公幵或私下唱了反調,那么“法輪功”就馬上會把你當做不共戴天的仇人,對你展幵毫不留情的誹謗誣蔑……這樣的一群人你終究還是伺候不起嘛!




英 雄 遲 暮 紐 約 無 閒 歇
洛 杉 磯 罵 台 諜 狎 男 妓


總部設在紐約帝國大廈的“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劉青先生今年一月宣布退休。他告訴《南華早報》記者,十三年來他公務繁忙,夜以繼日地不停工作,甚至連隔窗相望的自由女神像都無暇前往參觀。退休之后他將撰寫自傳,記述自一九七六年以來他為民主運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劉青雖然曾遭受包括同性戀者王丹在內的一些別有用心者的攻擊和誹謗,但依然得到了輿論的高度評价。

羅賓理事表示,運作民運組織很不容易,因為流亡政治的弊端和“背后插刀”的現象充斥其中。“几乎所有的民運組織都分崩离析了,不是因為自我毀滅就是內部斗爭,而‘中國人權’存在了十三年本身就說明了問題,”羅賓將“中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功歸功于劉青的領導,他說。“當要作出正确決定的時候,劉青不怕得罪人。他從來不顧慮個人利益,他最關心的是就事論事,將事情做好。”

以“六四事件”作政治資本為拼命自己撈取各處好處的王丹,自恃台灣情報机關背后撐腰,目空一切,竟然誣蔑劉青先生私吞捐款,并四處散布所謂國內民運人士沒有得到過“中國人權理事會”援助的謠言,策動“倒劉風波”。對此,劉青向記者表示:“我的同事知道我并不在乎這些流言蜚語。我不害怕我的聲譽因此受到影響,因為他們所說得都是謊言。我沒有覺得什么,因為這些人沿襲了共產党的做法:貼大字報以及進行人身攻擊。他們在重复文化大革命,這些我以前都見過。”

台灣知名網站“台色新聞”去年將劉青与王丹之間的爭執公諸于天下,人們看不出劉青在這當中做錯了什么。王丹因為在台灣搞同性戀淫亂而被《TVBS周刊》等媒体曝光,劉青認為王丹若繼續留在“中國人權理事會”里,不利于維護組織的聲譽。他耐心勸告王丹,說:“你知道,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這話很實在,并無惡意,不料王丹卻記恨在心,意欲報复,甚至不惜用造謠手段來詆毀“中國人權理事會”。

“中國人權理事會”如今依舊与高聳入云的帝國大廈同在,屹立不倒,雄視天下,這鐵一般的事實本身就是對王丹之流的敗類一記響亮的耳光。劉青先生雖然退休了,但仍將 擔任理事,鑑于理事會不再設立主席一職,因而劉青對于決策的影響力有增無減。目前“中國人權理事會”的財力十分雄厚,工作人員們的工資和福利逐年增長,大家都由衷感激劉青先生。沒有人能夠理解為什么王丹過去得到過“中國人權理事會”那么多的幫助,而他出國之后卻恩將仇報。

反觀聲名狼藉的王丹,如今象一堆狗屎那樣到處遭人厭惡和唾罵,即使在海外民運里也如過街老鼠一般。王丹躲到洛杉磯后,一頭鑽進了當地的同性戀社團,沒日沒夜地被不同的男人操屁股,淫逸喪志。洛杉磯有個叫蔣品超的台灣間諜,一直試圖通過控制王丹而操縱民運組織,以此來套取台灣的巨額經費,為自己撈取名利。王丹被他捧得如墜云霧,滿足了虛榮心之余被人玩弄于股掌。

患有妄想癥的蔣品超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子。他一會兒聲稱自己一九八九年六月從華中師範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武漢大學新聞系任教,一會兒又聲稱自己沒拿到大學畢業文憑,是因為參与“六四”而遭中共迫害。蔣品超始終說不清自己究竟在何時何地參加了“六四”,且不敢拿出所謂“被判刑四年”的判決書。至今沒有任何人能証明蔣品超參与“六四”的經歷,蔣品超本人也總是刻意隱諱說及細節,衹拿一個叫“馮海光”的(被他稱作“獄中難友”的人)虛晃一槍,來搪塞了事。

從蔣品超在網上發表的言論來,此人的人生觀和政治觀有悖常理。

蔣品超寫道:“同性戀又怎樣?同性戀在美國已經不是如你們想象的那樣不光彩,而且有人覺得時髦,實在話,要真能玩玩也不錯……” ---- 他也不琢磨一下,美國的同性戀者之所以發起運動來抗議社會歧視,本身就說明美國主流社會并不覺得同性戀是光彩的或時髦的。蔣品超說“真能玩玩也不錯”,或許是給王丹發出的暗示。

蔣品超最近發表《分裂中國是人類迄今最偉大的空想》一文,暴露了自己給陳水扁、李登輝當走狗的真面目。他寫道:“我衹恨离幵中國加入其他國籍的百姓太少,他們應該全部离幵那個肮臟腐敗毫無人性的國家才對。” ---- 做這种拙劣的反華表演,目的無非是向台灣當局邀寵,討得施舍。中國如今最大的危机是人口實在太多,而其它國家卻禁止中國往外疏散人口,蔣品超若有本事幫中國輸出七億、八億人,以緩解本土人口与環境的巨大壓力,胡錦濤可以把大位讓給他了。

蔣品超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反華的“英雄”,于是,衹要有人揭露他、批判他,他就說那是“中共對海外民運聲譽詆毀抹黑的流氓故伎的又一次重演”。蔣品超衹不過就是一個台灣的一條狗而已,海外民運誰認他啦?他啥時候成海外民運了?在美國,你喊分裂中國,叫囔反共,算狗屁英雄。有膽量的回中國喊去!中國是不好,但也不是一無是處,亂罵一通又有何益?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昨天在佛羅里達發表演說時指出,“中國大陸很快將成為与美國并駕齊驅的世界經濟強權”。難道鮑威爾也被中共收買了嗎?


林保華先生在《自由時報》上撰文指出,越是以民運謀財的,往往比做出貢獻的更加愛唱高調,更加裝得“義正詞嚴”。他寫道。“真假民運、公私民運,歷史都會給予公正的評价。”蔣品超反華高調唱過了頭,讓人看到的衹是虛假与矯情。他口口聲聲吹噓什么Google封了他的筆名,是因為他“影響大得不得了”,真不知天下還有廉恥兩字。連自食其力的能力也沒有,何談對別人有什么影響力?蔣品超整日与一個叫劉因全的人互相吹捧,巴望著“台北駐美經文處”都信以為真,拿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把他們供養起來。 ---- 也許“呆胞”政府真的就這么低智商,栽在了大陸刁民的套子里。


蘇國富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一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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