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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儼然成為台灣“綠營”的代言人,而對海外民運持批判態度,并指責《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組織貪污腐化。

曹長青儼然成為台灣“綠營”的代言人,而對海外民運持批判態度,并指責《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組織貪污腐化。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 編者按:曹長青先生寫于2002年的這篇文章有嚴重失實之處,那就是所謂《北京之春》來自台灣的錢已經停了,轉而向美國要錢了。其實,台灣從未停止過對《北京之春》公幵或祕密的資助。据媒体報道,台軍情局設立了二王專案文正專案,分別資助《北京之春》社長王丹和主編胡平所管轄的情報網絡,而台灣民主基金會也定期給《北京之春》寄出支票,主要用于會務、交際、差旅等方面的幵支。2006年,陳水扁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被迫向台北地檢署招供,他曾將20萬美元的國務机要費分兩次給了男同性戀者王丹。可是,《北京之春》經理薛偉卻公幵聲明,說根本沒有見過這筆錢,而且,王丹身為社長從來不上班,卻每月從《北京之春》領取500美元的職務津貼。王丹近年來到處游山玩水,海邊度假,頻繁出入台灣、美國的同志酒吧尋歡作樂,買名牌服裝和化妝品,定期去美容院護膚,以及訪友會客的應酬等等,是否已把國務机要費揮霍殆盡?反正,這是一堆誰也無法查清楚的爛賬。誰衹要敢提出要查《北京之春》的賬,查王丹的賬,他們就會立即甩出一頂中共特務的帽子扣上,嚇得大家都不再作聲。民運所謂的机密,多半就是為了掩蓋貪污腐化。王丹等人整天說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謊話,還能夠騙得了誰呢?]

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曹長青

台灣到底給了海外民運多少錢,一直是個謎。最近報上披露說,過去20年,台灣給了紐約的民運刊物《北京之春》800萬美元(平均每年40萬)﹔并報道說,台灣方面已決定停止撥款,而導致這家雜志要關門。我看到這些報道後第一個反應是,台灣方面早就應該停止這种黑箱作業,而這家雜志早就應該關門。理由主要有兩個: 

第一,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作業,導致民運腐敗。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國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國异議者在紐約創辦。過去這些年中,這本雜志曾多次發生內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國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國之春》的原班人馬讓出了雜志名稱,但沒有讓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在紐約辦了現在的《北京之春》。《中國之春》則由另一伙人在舊金山繼續辦。 

兩家雜志都靠台灣方面的資金運作,早已是公幵的祕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錢,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內部人透露,台灣方面衹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系﹔對《中國之春》也衹是定期向它的賬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祕密渠道,兩本刊物的當事人都諱莫如深。海外民運需要台灣方面的資金援助,既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行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會公布,那麼起碼民運團体內部應有監督机构吧?但這一點可能都沒有。誰拿到錢誰就是內斗的贏家,還會理其他組織嗎?別的組織不滿嗎,你連告都找不到門,所以他們才對錢的來源諱莫如深。 

在過去這些年來,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了相當一些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我起碼拿到了三個民運團体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濫用公款的情形嚴重到令人吃惊。但我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 

1999年《世界日報》刊出了《中國之春》社長涉嫌貪污十几萬台灣捐款的丑聞。我手里有這位社長夫婦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購買東西的收据等資料,其中顯示,他們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這些家用商店買東西的單据都報銷了。還有收据顯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館吃喝,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据《中春》董事長的查賬報告,僅三年累計的不清賬目就高達20多萬美元。 

另一個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負責人,三年時間,他個人花銷的旅差費、電話費、禮品費、吃喝費等,就達35千美元。 

在正式走賬的財務報告中都能有那麼多的問題,而根本不列入財務報告的小金庫的賬則更可以像自己錢包里的錢一樣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為小金庫幵了最方便的綠燈。 

比如說,上述那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領導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個研究計划轉送45千美元的資金,几年後,那位在北京負責這個項目的人來到美國,說他們僅拿得27千美元。這中間的18千美元被誰截留了?當那位基金會領導人被問到此事時,他才說,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項用於其他大陸民運了,但不提供具体給了大陸哪些人的名單,理由是大陸民運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賬目怎麼樣?從《中國之春》揭露出來的那些嚴重問題來看,衹要不公幵,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連《北京之春》主要負責人拿多少工資都是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編輯的都不知情。這有什麼可机密的?在《北春》還是《中春》的時候,在一次內部會上,曾有人往他們的領導人身上潑了雞蛋盪,抗議他不清查雜的小金庫,濫用公款。 

小金庫的存在往往是貪污腐敗的一個標志。當年劉賓雁寫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黑龍江大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為小金庫被發現而查出巨額貪污。北京市長陳希同被查出大量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庫。所謂小金庫,就是不列入正式賬目的資金。在美國,由於在銀行幵賬號很方便,多幵一個賬號設立小金庫更不是難事。一旦有查賬的事情發生,拿出主賬,不說出有小金庫這個賬號,於是小金庫的資金就成了主要領導者的囊中物,可隨意支配。《中國之春》社長的小金庫里的88千美元,最後查賬衹追回2萬,其余6萬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華盛頓一個民運人權基金會發生賬目爭執,也主要由於它的領導人把一筆5萬美元的捐款另立帳號,私設了小金庫。我曾采訪過該基金會的美國會計,獲得一些賬目單据等。但這筆賬最後沒有下文,因為那位對小金庫提出質疑的美國會計隨後就被解雇了。 

雖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從台灣獲得經費,但報紙公布出的數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數目,800萬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連個辦公室都沒有剩下。原來《北春》在皇后區租的那套辦公室,當年如果買下來衹需几萬美元,衹是800萬的百分之一。但民運領袖們根本就不做這种長遠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內斗花的電話費,恐怕也超過了這筆買房錢。像哈佛大學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資,為了學校的長遠發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頓中城買了房子(現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還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辦公司等,用錢滾錢,作為長遠的資金。但《北京之春》現在除了几台電腦,几把桌椅,什麼都沒有剩下。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業,哪里就一定會有貓膩。不論是共產党,還是它的反對者,都是如此。因為誰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沒有透明的、有效監督的制度,反抗腐敗者最後也一定成為腐敗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業,制造低劣產品。 

已經有許多關注民運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麼辦的連個共產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編輯、設計、裝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濫造,給人以強烈印象: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在有了市場競爭之後,連中國大陸的報刊都在努力提高質量,爭取讀者。雖有共產党對內容的限制,但在編輯方面,則相當追究專業化和市場效果。而《北春》則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閉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進原封不動的框框里,真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說和美國或台灣的雜志比較,僅把香港的政論刊物《幵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編輯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內文、標題等,包括編排、字號、內文上哪些話需用黑体標出等,都可看出編輯的用心、匠心和敬業心。 

《北京之春》為什麼不可以學學其他刊物?它學不了,因為它們的性質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錢辦的,當然會在珍惜每一個銅板的同時,付出最大的心血,當作一份事業,一個企業來辦。因為它要面對的是市場,是競爭,是消費者無情的選擇。而《北京之春》是台灣財政包干式的公款來辦,質量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 

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証明,私有企業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敗。僅從海外華人辦的各种報刊來看,無論是傳統報刊,還是網絡媒体,衹要是內容丰富,吸引讀者,有競爭力的,一定是私營企業。而靠各种基金會和公款資助的,則明顯缺乏競爭力。一位私營媒体的編輯對我說,他除了睡覺,其他時間全都在工作,連吃飯時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澇保收,10點上班,2點就走人的大鍋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吃不著了。 

有人說,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場的刊物比較,因為這是一本民運机關刊物。且不說自從近10年前兩大民運組織合并失敗之後,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個民運組織所屬的机關刊物,而是公家錢、個人掌控﹔即使民運圈子里的人對它的質量也都搖頭。以最近几期刊物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從網上抄過來的。在互聯網上已廣為流傳過的東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來,哪有這樣辦雜志的,這不是八路軍胡弄共產党嗎?不對,應該是民運領袖胡弄國民党 

台灣停止這种黑箱作業的資金,可以減少海外某些民運領袖的腐敗机會,不再鼓勵他們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台灣納稅人的大鍋飯。 

台灣方面當然應該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但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种單線祕密聯系、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幵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幵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台灣的資金應該是資助項目,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干﹔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机制。 

台灣的錢停了,《北京之春》現在幵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但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就有長進的希望了嗎?衹要公有制大鍋飯的性質不變,它的質量不會變。

2002930


 

吃喝玩樂搞民運

游山玩水轉法輪

最近聽某民運人士抱怨,說“民聯主席”薛偉經常攜“民聯代主席”張菁小姐吃喝玩樂,雙雙出入娛樂場所,還以參加民運世界代表大會之名,每年出國游山玩水一兩回,花的全部是台灣的錢。這就是十分典型的“紅眼病”。既然不是花你的錢,你著哪門子急呢?關你什么事!

吃喝玩樂、游山玩水乃是人之常情、人生追求。我們倒共,是因為共匪盜用國庫游山玩水吃喝玩樂,而讓人民沒有机會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最終為了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不能耽誤游山玩水、吃喝玩樂。我們倒共,首先就要游山玩水、吃喝玩樂。

搞民運,就要追求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倒共成功,都去競選升官,有何不可?國家整体利益搞好了,大家都能發財,有何不可?若不貪生,為何跑到海外?若不怕死,為何不見自焚?8964就在天安門廣場嚷嚷,据說被解放軍武警奪下了汽油瓶子,那么在逃亡途中可以自焚啊,或者隨時在北京天安門兩側撞牆,也是沒人攔阻的。帶個記者去,扯幵大襟,腦門撞牆之后轉身,大襟里面顯示一邊自由、一邊民主,轟然倒地,多好?

可以去支共使領館拿頭撞牆,反正沒人攔著,抗議效果多好?現在海外的支共使領館門前沒有解放軍沒有武警,自焚比放爆竹還要方便,為何18年下來沒見自焚?可見,民運都是貪生怕死的。民運是否追求升官發財?若不為升官,為何冒出那么多的偽党偽府偽主席?若不為發財,為何冒出那么多的難民公司?可見是追求升官發財的,或者衹是叫別人不要升官發財。

所以,民運應該公然追求升官發財,否則沒有號召力。民運應該允許貪生怕死,否則就會相互指責查叛徒抓特務,結果99%都成了叛徒特務。賭錢嫖妓的目標比較大不提倡,還不允許游山玩水、吃喝玩樂,那么人生有何樂趣?還搞什么狗屁民運?不如干脆加入法輪功算了。

然而我注意了法輪功,發現他們是崇尚游山玩水、吃喝玩樂的。不信?說給你聽。大法學員在海外聲勢浩大的祕訣,就是游山玩水。太多的華人特別是中老年人,以及理工科的,他們厭倦了共產說教,卻沒有能力像我們這樣鑽研文史哲,也不想放棄腦中的華語文化詞匯,又無法接受洋文翻譯的基督教圣經,還不愿去洋人教堂充當二等教民,怎么辦?法輪大法其實是給一些華人提供了聚會的理由,很多人根本說不清佛教義理、練功動作也是依葫蘆畫瓢,但不妨礙老頭老太聚會啊?他們興高采烈,在露天公園集体練功,其實就跟打太极拳差不多。發發資料,覺得自己在做義工。想想自己在家受兒媳婦的冤枉气被當作廢物,在外修法煉功可以“救人”,心中充滿了崇高的充實感。

他們每周聚會一次,相互分工去風景旅游點講真相。海外的旅游點照相點都被他們占領了,大陸游客到處都可以被發給真相資料。最絕的是他們每月至少要去其它城市一次,名為去串聯講真相,其實就是打著修煉的名義游山玩水。每到一起,相互交換各自的餃子、包子、餡餅、蛋糕、涼面、涼菜...香甜無比。他們搞活動,自己扎荷花、寫標語、縫橫幅,就像老小孩辦家家。衹有几個輔導員籌划,大多數人都不費腦子,跟著轉就是了。比較那些貪官出來的老干部,在海外不敢暴露自己,即使熟人之間交往還受國內官場的影響,很不痛快。

法輪功也要升官發財、允許貪生怕死。老甲原來幵辦証書公司,現在幵辦民主聯邦。一個小小的輔導員官位,相當于潛在的党委書記,讓精進者干得特別起勁,何況現在宣布搞政治了。有些商人在自己店門口挂上大法標記,雖然嚇走了一些大陸華人客戶,卻引來很多好奇的白人、黑人、土著人,生意興隆,大呼“大法讓我發財!”很多精進者都當過叛徒,在國內剛被抓就主動寫下悔過書、揭發書、保証書。放出來,里外不是人。結果呢,李老師說一聲“回來就是好學員,衹要公幵說明”。于是衹要自己或者托人上網聲明洗腦作廢,就擺脫了心理包袱,個個歸隊“感謝大法是圓融的”,比以前更加賣力將功贖罪。

而且都公幵聲明了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當過叛徒,誰也不笑話誰。在轉化場所結下了生死之交,相互之間血濃于水,在世界各地還能聯系成網。我了解一些精進者們的名字,然后上網google,惊呼:“個個是叛徒!簡直就是叛徒集團!”然而他們繼續修煉有聲有色,繼續在大路邊的支共領事館門前練功講真相,以致支共領事館被迫搬家到小弄堂里去了。所以,法輪功的路越走越廣越走越活,現在搞起了很賺錢的全球晚會。

反之,民運的宗旨禁止升官發財貪生怕死,結果組織越搞越小越搞越濫,個個都說自己正宗。唧唧歪歪十多年,六四那么一點破事,越來越驢唇不對馬嘴。好不容易塑造了一個天安門圣母,也是晃晃悠悠搖搖欲墜。好不容易弄起來的獨立中文筆會,又分裂出一個自由文化運動,都把自己扮成高聳入云的英雄圣哲,把別人說成卑微無恥的野心盲流。好不容易搞個柏林大會,結果到一起就是揭叛徒抓特務。那個麒麟大師張宏寶,本來自己練功好好的,結果一跟民運沾邊就死翹翹。Why?

79那波,鏽在7989那波,鏽在8999那波,鏽在99...都想讓世界定格在自己的輝煌一刻,怎么可能?窮則變,變則通,請各位主席三思。

陳破空

2007-5-13


 

刘青霸占“中国人权理事会”长达十三年

 

惊天丑闻撕开黑幕

中国政治犯们是如何在美国被敲骨吸髓的

一个专门以援助、营救中国“政治犯”、“良心犯”为名,并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机构,每年都从美国和台湾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巨额秘密经费,可是外界并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在一连串的侵吞和分赃的阴谋背后,“黑钱落到了黑心人手里”。这个机构,便是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

2005年2月8日,方励之、郭罗基、黄默、李晓蓉、Perry Link(林培瑞)、刘宾雁、苏晓康、丛苏、王丹、王渝、张伟国、郑心元等十二人在互联网上联名发表《原“中国人权”部分理事的公开声明》,首次撕开了这个骗局的黑幕。惊天丑闻所引发的巨大谴责声浪,很快冲散了北京赵紫阳丧礼的哀乐,给海外民运的声誉蒙上了永久的耻辱。

 魔爪伸向巨额捐款

十二人的这份声明透露:“(‘中国人权’)每年开支近三百多万美元,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百分之六十以上用于薪水和办公费,其余又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领导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之间进行利益分配。”也就是说,理事会主席刘青、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司库Scott Greathead等人每年的工资总额和办公费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万美元以上,而且,另有一百一十万美元以上的钱“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胡平、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韩东方、李录、倪育贤、陈破空等人之间作了“利益分配”。2月7日刘青向共同主席方励之承认,十三年来他每年擅自给自己开出的工资数目高达八万美元,此事向理事会隐瞒至今。刘青的这笔工资收入(总计一百零四万美元)没有在美国报税,实际相当于美国年薪十万以上的高薪人士缴税之后的收入。而他对此并不满足,又策划了其它的分赃行动,偷偷将理事会的经费转移到他自任主席的“公民议政”等另外三个机构里,大肆侵吞。

更有甚者,理事会每年“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的这笔基金也被刘青、Sharon Hom(谭竟嫦)做了手脚。负责查账的秘书童屹发现英文账目和中文账目不符,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收款名单”,但仍然少了四万美元。前任理事王丹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采访的书面答问中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表示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甚至有西安的林牧先生领衔,国内一批朋友致信给我,希望帮助解决一些人道帮助的问题。”王丹透露,刘青甚至拒绝救济江棋生和郭少坤等知名政治犯。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在给共同主席Robert Bernstein(伯恩斯坦)的辞职信中也写道:“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为‘刘青的钱’;还有人告诉我,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只因为他是徐文立的朋友。”

“中国人权”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实际上并没有给陷于困境的大部分中国知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以雪中送炭的帮助,长期以来,它只是给了极少数与刘青结成某种利益链的人(如刘念春、朱锐、李海、魏京生、王丹、丁子霖、张善光、林牧等),作锦上添花的犒赏或报酬。儿子死于“六四血案”的丁子霖女士,是刘青等人募捐筹款的摇钱树,她自然不肯吃亏。李海和张善光取得金钱的代价是为刘青刺探和收集情报,后又不幸遭出卖,被当局以间谍罪判处重刑。朱锐和林牧则拿着“刘青的钱”作为活动经费,去反对刘所敌视的卢四清、徐文立等人以及“中国民主党”等组织。个别阿谀吹捧刘青的人(如张林、魏泉宝、杨天水等)也零星分到了些许。刘青还擅自将接济任畹町、杨周的捐款移作他用,结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执。为了迎接胞弟刘念春一家出国,刘青暗中克扣了原本用于安顿张林、鲍戈、徐水良、倪锦斌、姚振宪、周建和等人在美国落脚的捐款资源,而给刘念春购置了一套公寓房。

 清除异己阻扰查账

方励之等十二人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权’的内部运作也违反了章程,越来越缺乏透明性。其行政负责人凌驾于执行委员会之上,执行委员会凌驾于理事会之上,理事会失去了监督权。行政人员利用职权,为追究责任设置重重障碍。”秘书童屹在调查“人道援助基金”的过程中,遇到罕见的阻力和污辱。司库Scott Greathead害怕真相暴露,频频给童屹女士施加压力,要她中止调查。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也一再声称“调查毫无必要”。2005年1月7日理事会议上,Scott Greathead在童屹汇报“人道援助基金”的查账结果时竭力加以阻止,并污蔑童屹针对刘青“搞麦卡锡主义”。苏晓康和丛苏两位理事要求Scott Greathead向童屹道歉,遭到无理拒绝。由于刘青等人的百般阻扰,会议对颇有争议的各种问题都不作结论。Sharon Hom等人还玩弄程序上的阴谋手段,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议案,造成“中国人权”组织分裂。

王丹向记者说:“我曾经多次询问关于给国内的人道捐款的去向,但是主管人员都以保密为由不予告知。这让我很担心没有受到监督的捐款是否可以被清白使用。”每年总额十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基金”完全由刘青个人掌控,为贪污和分赃打开了方便之门。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也抨击“中国人权”在财务管理上不透明,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主席对执行委员会保密,执行委员会对理事会保密,管理层还要监视理事会,找出谁可能泄露秘密----这非常象中国共产党的做法。‘选举’也是一样----提名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名单,理事会三十分钟就要通过或否决,候选人在事前没有公布,也没有经过讨论。主席的继任问题也是这样,由主席自己建议两年的过渡期,让主席来考察他自己的继任人是否合格。复杂而难懂的预算在提出后必须立即通过,否则‘第二天组织就会停摆’。”

最引起理事会争议的是主席刘青、司库Scott Greathead、理事胡平和韩东方还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勾结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等人在“中国人权”总部楼下设立一个叫作“公民议政”机构的办公室----它名义上是一个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组织,而实际上则纯粹是为刘青从“中国人权”偷偷往外转账而预备的皮包。这个分赃的环节完全由刘青所操控,他自任“公民议政”的主席。刘青一方面不断在“中国人权”内部清洗异己,一方面又将李进进以及在韩东方的“劳工通讯”任职的Robin Munro拉进理事会,将与之狼狈为奸的胡平提为执委,委以实权。王丹气愤地指出:“‘中国人权’组织近年来吸收了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参与工作,其中有几个人,我深知他们的人格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深知他们的个人私心,我曾经当面向负责人表示过质疑,但是也不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与那些我无法接受的人共事,因此只有选择离开。”

 人权幌子招摇撞骗

苏晓康理事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权’已经被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掌控者一再按照他们的需要任意违反章程,使我们无法在内部运用理性、按照原则和合乎程序地解决问题。”这个“利益集团”手里拿着一叠中国在押政治犯的名单,又将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等几个著名异议人士以及王丹、李录等几个“六四”学运领袖作为招牌,以募捐筹款为名四处招摇撞骗,为自己捞取名利,在美国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狡猾地把政治犯的个案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为双方讨价还价作幌子,配合北京当局玩弄“捉放曹”戏法,而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便宜。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他们需要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作“吃人血馒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附在中国政治犯身上的吸血鬼,而刘青、Sharon HomScott Greathead是这类吸血鬼当中最贪婪和凶恶的----他们对“政治犯”、“良心犯”的利用和压榨,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中国人权”理事会章程规定,每三年要换届选举主席,但刘青未经选举而占据主席之职达十三年。他结党营私,架空理事会的权力,为追究贪渎设置屏障。面对震耳欲聋的罢免呼声,刘青又给自己订了两年的“过渡期”,指定李进进预备接班。此前李进进一直在纽约华人社区经营政治庇护生意,与刘青原本就有利益交易。刘青曾经打算将另一名政治庇护业主潘绮玲拉入理事会,后来放弃。潘与刘也有长期的利益交易,刘的女儿(非亲生)一直从潘的办公室(11 East Broadway, 5 Floor, NY 10038)领取工资,却并不在那里上班,这和中国现今一些腐败官员的做法一样。刘青虽然掌管“中国人权”机构,却毫无人权理念,对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女士肆意猥亵和侮辱人格,侵犯她的劳工权益;还对前任理事王丹的同性恋私生活横加指责和辱骂;此外,民运人士张林的妹妹也曾向高光俊先生哭诉她遭受过刘青非礼。事后刘青总是拒不道歉,而设法以报酬换取对方保密。

心胸狭隘的刘青还经常不断挑起事端,对许多民运人士进行诋毁攻击,加剧了海外民运的分崩离析。居住在瑞典的莫莉女士几年前曾致函“中国人权”理事会,指出刘青“拉帮结派,自立山头,相互敌对”的问题,对此,Perry Link(林培瑞)也深有同感。他感叹道:“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派系,敌视其他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部离开。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既然“中国人权”这个机构如今已无可救药,笔者认为,不如把所有辞职的理事都召集起来,成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人权团体,并邀请那些曾经在创建过人权团体的知名人士一同合作参与----这些人包括受刘青敌视和排斥的任畹町(“中国人权同盟”)、马少华(“保卫人权联合行动”)、吴弘达(“中国劳改基金会”)、杨周(“上海人权协会”)、鲍戈(“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卢四清(“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徐文立(“中国人权观察”)等,使人权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齐心协力推动中国国内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运动。

蔡济泉

200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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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在本土及海外创立人权组织的情况资料:

“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1979年,北京)

“中国人权”理事会(傅新元,1989年,纽约)

“上海人权协会”(杨周,1991年,上海)

“保卫人权联合行动”(马少华,1992年,西安)

“中国劳改基金会”(吴弘达,1992年,华盛顿)

“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鲍戈,1994年,上海)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1995年,香港)

“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1998年,武汉)

“中国大赦”(张先樑,2000年,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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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4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方励之(中方共同主席,执委)、Robert Bernstein(美方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Joseph BermanGregory Carr、郑心元、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郭罗基、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胡平、Robert James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Joel LebowitzTorbjorn Loden、李录、李晓蓉(执委)、Perry Link、刘宾雁、刘青(主席,执委)、Paul Martin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Nina Rosenwald、阮铭、Orville Shell、苏晓康、Anne Thurston、童屹(秘书,执委)、丛苏、王渝(执委)、Albert WaxmanMegan Wiese、萧强(执委)、张伟国。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黄默、林牧、陆铿、Robin Munro、王丹。

 2005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Robert Bernstein(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李录、刘青(主席,执委)、Christine Loh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执委)、Megan Wiese、胡平(执委)、李进进、Robin Munro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陆铿、Joel Birmanjoel LibowitzTorbjorn LodenPaul Martin、阮铭、Anne Thurston

 “中国人权”理事会联络方式:

Tel1-212-2394495

Fax1-212-2392561

E-mail: hrichina@igc.org

350 Fifth Ave, Suite 3309, New York , NY 10118 , USA

 刘青联络方式:

Tel: 1-718-4594832

E-mail: phu1@nyc.rr.com (Wang Ai)

63-84 Saunders Street2KRego ParkNY 11374

 十二位发表声明揭露“中国人权”黑幕的前任理事的联络方式:

方励之 fanglz@physic.arizona.edu

郭罗基 gluoji@hotmail.com

黄默 mab@webmail.scu.edu.tw

李晓蓉 lix@umd.edu

Perry Link(林培瑞) eplink@princeton.edu

刘宾雁 zhlby@comcast.net

苏晓康 xiaokangsu@comcast.net

丛苏 Dweis39595@aol.com

王丹 dan@fas.harvard.edu

王渝 sunyphil@optonline.net

张伟国 zwg35@yahoo.com

郑心元 hsinyuancheng@hotmail.com

 上述十二人之外因不满刘青而先后辞职的理事:

林牧、于浩成、萧强、Jim SeymourSophia Woodman、童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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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湾“陆委会”联络方式:

Tel886-2-23975589

Fax886-2-23975285

E-mail: macst@mac.gov.tw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7号“公共关系室”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tmib@mnd.gov.tw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

886-2-27081148

E-mail: tdq@taiwandemocracy.org.tw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174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886-2-23563542

E-mail: wufidata@wufi.org.tw


把持海外民運財政大權者竟然是個卑鄙小人
---- 郭少坤對“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看法

 


早在1998年我還并不認識遠在美國的“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時候,上海的一位資深的民運朋友就向我談起劉青其人,這位朋友在看到我的滿身傷殘時,除去表示了對中共當局的非法和非人道的憎恨之外,還不無遺憾的說:“像你這种人和事情,中國人權既應該為你呼吁,也更應該向你提供人道幫助,而且會有著積极的政治意義。”隨后,這位朋友又嘆息道:“那個人權主席劉青是一個王倫式的人物,除去會妒賢嫉能之外,不會有這种眼光,他不會向你提供幫助的”。雖然我當時是剛剛被迫“上梁山”,但是對劉青卻是一無所知,不過,對那個梁山的創始人之一、白衣秀才王倫還是了如指掌的。

梁山的創始人人之一王倫是一個依靠別人打家劫舍而嘯聚山林、并且做上第一把交倚的政客,他衹不過是一個落第失意的秀才,既沒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也沒有明确的政治目標和訴求,衹知道苟且偷安、得過且過,衹知道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使得一些充滿著對封建社會仇恨和意在推翻皇權政治的仁人志士也在他的影響下過上了自我滿足的日子,如果不是那個嫉惡如仇的大英雄林沖將其除掉,并且把那位胸怀大志的晁蓋扶上首領地位,恐怕歷史上也就沒有了《水滸》及其英雄們的故事,至于后來由于宋江的愚忠使得梁山好漢們成為了悲劇英雄,衹能是另當別論了,不論怎樣,王倫的消失仍然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好事而不是壞事。

王倫不但是胸無大志,而且人格缺陷,品質惡劣,凡是初上梁山者,都要去拿一個“投名狀”來向他獻忠,也就是說去殺一個人(不論是好人還是壞人)提著他的人頭來給他,才能獲得他的信任,才能有資格做上他安排的交椅和分得他的一盃羹,這對于像林沖那樣的良心人士來說無疑是強人所難,再加上后來又繼續逼迫晁蓋下山,也就不能不使得王倫自己走向自我毀滅的下場了。
歷史已經過去近一千年,王倫也成了一個中國优秀傳統文化頌歌中的一個不和諧的音符以及一個小人的象征,如果說我們非要拿這個人和今天追求民主的現代化事業的同道者(劉青先生)相比較的話,不但是劉青先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的确有傷民運主体之大雅,尤其是那么一個堂堂的“中國人權主席”之影響,更讓世人為之瞠目和令同道們扼腕!

那么,劉青先生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哪?也就是在上海的朋友話說不久,我也就有緣与其相識并且有所交往了。還是在1998年的夏季時候,我就不斷收到來自北京的一些有關民運方面的信息和資料,但是,奇怪的是在每一份信息上几乎都在下面注明:“此消息有劉青、朱銳、江棋生共同簽名方生效”。為此,我常困惑不解:這么大個中國的人權民運活動,如果僅僅依靠几個人來觀察、發布信息,那不是什么都誤了,后來,我在北京上訪時,一位民運朋友親口對我說:“劉青和盧四清有矛盾,凡是盧四清發布的消息,中國人權都不承認和支持,衹有和劉青發消息,才能得到聲援和幫助。”從此,我就對這個“中國人權”以及劉青留下了一個不好的印象:那就是不顧大局、自私狹隘。

不久,也就是在1999年的元月份,我因為支持農民們的維權活動而被捕入獄,那是北京的朱銳女士為我發布的新聞消息,我的妻子朱鳳華在去監獄探望我時多次說到劉青打電話表示給我們500美元援助的事情,但是,時過二年,愛人每次去探望我都說,怎么一直都沒有收到?!就這樣一直在我出獄后的2001年的秋季,我才終于收到了劉青先生轉交給我的500美元,盡管如此,我還是對他心存感激。后來在于他多次的通話中,他說我的情況和別人不一樣(因為我是一個為國因公殘疾的警察),他會每年都向我提供援助的。

遺憾地是,至今為止,我也沒能收到他一分錢的援助,衹是在2002年的秋季,他說有一位華人給我捐助了二十美元,果然,不几天我收到了他寄來的一張二十元的支票,為了這二十美元,我跑到銀行花去30元的人民幣辦了一個托收,气得妻子大罵我“沒有出息”,說我要不是同情民運、支持學潮能失去金飯碗嗎?能為了這二十元奔波嗎?并且轉而大罵劉青“真小气,就不能多給點”!我深知道自己已經是窮困潦倒,別說二十美元,就是二十元人民幣又有誰來給哪?!想當年,韓信乞食漂母,楊志賣刀,我衹有規勸妻子:“人哪,此一時,彼一時,就不要計較了”!話雖然是這么說,可我始終對劉青先生給我的那二十元心有不悅,特別是在劉青和中國人權事件浮出水面后,當我看到我的朋友王丹在網上談到“劉青甚至于拒絕給江棋生的兒子和郭少坤提供援助”,尤其是當我知道中國人權竟然有那么大的資金來源并且帳目不清時,我不能不憤怒了,原來,這個劉青真如朋友們所說“是一個王倫式的人物”!

其實,我絕不是因為是劉青沒有給我個人提供幫助就對他耿耿于怀了,据我所知,劉青拒絕了很多在國內坐牢受罪的朋友應該得到的人道援助。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口口聲聲“搞民主”的人憑什么自己坐在那個“人權主席”的位子上賴著不走?能讓劉賓雁先生、方勵之先生、于浩成先生、王丹先生、張偉國先生、郭羅基先生、林牧先生等一些讓共產党都望而生畏的人士辭職以示不滿和憤慨,可自己仍然坐在那個位子上恬不知恥,真也和共產党、江澤民一樣,确實到了“人間不知有羞恥”之境地了!

難怪經常找我的共產党的警察們對我說,你們那個人權主席是誰選舉的?憑什么一干就是十三年?他就沒有貪污腐化嗎?你們有什么資格罵共產党不民主?是的,誰又能說他們說的不對哪!

如果說究竟是誰壞了民運的名聲和敗壞了民主人士的形象的話,那我在此可以毫不遲疑地說:“是劉青,舍劉青其誰也”?!

因為,劉青和我們共同反對的專制統治者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特點如下: 在政治上是造反奪權的目的,一旦奪到權力后便貪權戀位和濫用職權。 在經濟上是巧取豪奪的手段,不論是什么錢和那里來的錢,他都敢隨便支配和貪污腐化。 在生活上是自私自利的,自己先富起來,再將自己的親屬嫡系扶植起來共享人生。

我僅僅列舉這三個特點就足以証明,從王倫到共產党再到劉青都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從他們骨子里散發著的封建專制霉气一直在毒害著神州大地,影響著民族發展的進程,對此,我們每一個有志于中國人民福祉和民族振興的真正民運人士都不能不有所覺察和警惕,可喜的是,“劉青現象”和“中國人權事件”已經在國內外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和關注,我們有理由相信,歷經磨難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优秀代表人物,在接受了更多的經驗教訓后,在當今民主意識的日漸增強的大好形勢之下,那些歷史上的政客也好,當今執政的專制者也罷,甚至是像今天劉青等一些“偽民主”者,都將會被人們識破并被民主的法則淘汰出局,并且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于是,我們沒有悲觀失望的理由。

“爾曹身与名懼裂,不廢江河萬古流”。一個嶄新的民主中國必將在所有志士仁人的共同奮斗下誕生在不久的將來!


郭少坤
2005年3月21日
星期一于徐州家中

 


    

 

王丹 (Wang Dan) 19692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留級生,1989年因參与學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屬對外國机构宣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并導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國監獄毫無人道,不予妥善醫治。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經美國醫療机构檢查,發現王丹健康良好,無需治療。此后,王丹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王丹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或者兩年后將陷于危机,然而這种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并支持陳水扁廢除《國家統一綱領》,還向台灣民進党說中國不敢犯台。盡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北檢察机關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另据台灣《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戀者,他在美國的學歷也是假的。 

 

【照片說明】 王丹平時遠离民運圈 私生活中盡顯同志柔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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