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浪網 MySinaBlog
« 上一篇 | 下一篇 »

“民主斗士”方勵之在戒嚴部隊進京前就躲進美國使館尋求庇護,還要求美國制裁中國。

 民主斗士方勵之在戒嚴部隊進京前就躲進美國使館尋求庇護,還要求美國制裁中國。

 

方勵之、李洁明交惡記


                 
馬鳴

 

  1990年美國的一位學者,針對東歐劇變后的前東歐國家“持不同政見者”在新政權下的境遇,發出了無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嘆:“如果一個人曾經是持不同政見者,那一輩子都是不同政見者了。”當時,筆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紹和評論過這個耐人尋味的論斷。

  這顯然是一個悖論。當時我曾試圖回答:“‘持不同政見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對象,与現政權不就成了‘相同政見者’了嗎?何以又注定‘一輩子是持不同政見者’呢?”我衹能這樣來解釋:他們的“政見”,本來就不是獨立“政見”,衹不過是把西方“政見”全盤“躉”來,用西方社會模式和价值標准“全盤”改造自己的國家而已。由于他們看外國眼色行事,唯外國意旨是從,為外國利益服務,他們頭上就有了十分顯眼的外國“徽記”。對有點民族尊嚴的國家而言,這“徽記”總是犯忌的,很難吃“香”的。一個哪怕是表面上標榜獨立形象的國家,也很難公幵容納他們或明目張膽地奉他們為“英雄”,這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的。這不能不說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一种“事与愿違”的悲劇。

  這衹是“持不同政見者”作為外國代理人,在自己國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運。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國,直接投進外國怀抱的“持不同政見者”,在變成外國的直接工具正式獲得被庇護、豢養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運是不是就會美妙一些呢?

  其實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簡單。“持不同政見者”從國內轉到外國,當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變化。可是,在任何意義上卻都不意味著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卻是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顯的貶值。正如一個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買到手之前,她是嫖客爭取弄到手的對象,自身還有著討价還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動權。嫖客為了把她弄到手有時還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擁有了對這妓女的絕對玩弄權和支配權。既已賣身,吃著人家,靠著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發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見者”從國內轉到國外,同時也是自身實際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勵之、劉賓雁這樣一些“持不同政見者”,能夠被一些外國勢力看中,不僅在于他們甘于為外國勢力效勞,還在于他們是中國的“著名作家”、“著名學者”,有些人曾是××領導人的“智囊”,××要害部門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傳媒体的負責人,有的人還曾擁有“政協委員”、“作協副主席”、“科協副主席”等等的社會頭銜。他們不正是因為原來有著這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廣泛的社會聯系和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而被選中和倚重的嗎?一旦离幵了自己的國家,也就失掉了這种社會地位,失去了國內的講壇,割斷了原有的社會聯系,其實際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轉變為單純寄人篱下的門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辯証法本來就是如此。可是這卻是那些把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接納到自己國內的外國勢力所始料未及的。現在他們已漸漸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大的失策。其結果不僅導致這些人實際价值的下降,而且還常常惹出种种麻煩,演出种种笑柄、鬧劇,甚至轉化為礙手礙腳的包袱和累贅。現在美國又打發“持不同政見者”返回中國大陸,就是一個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動向。然而這些人即使“打回大陸”,也不可能發揮原來那樣的作用了。于是他們更多地著力于在中國大陸內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對這一點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見者”們自己。他們能得以受到外國人倚重、賞識,又得以登上夢寐以求的外國“樂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賓”至如“歸”,落“葉”歸“根”,樂不思蜀,受寵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覺。人家大搞反華,偶而要他們出來裝裝門面,造點聲勢,打打小旗,罵罵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時而露露面,便自己以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躋身于“智囊”、“高參”、“謀士”的行列。于是就飄飄然起來。也就難免“得意忘形”,產生錯覺,忘記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門客、甚至奴才的真實身份,鬧出擺錯“位置”,看錯“眼色”,表錯了“情”的“不合体統”、“不識時務”的蠢事來。

  從最近一些日子美國媒体傳出來的方勵之和李洁明之間的那場“爭論”中,就不難聞出這些“持不同政見者”有點“失寵”,遭到厭煩的气味來。

  正當美國在關于給中國以最惠國待遇這個敏感、微妙問題上進退失措、舉棋未定、爭論不休的當口,被稱為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方勵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前全美“學自聯”主席趙海清,在美國最有影響的大報之一《紐約時報》上公幵發表文章,敦促美國政府對中國“取消國營企業產品享受的低關稅待遇”。文章還忘乎所以、出言不遜,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誡、指責美國政府:“如果克林頓總統屈服于中國政府和美國商界的壓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國的強硬派踐踏入權的行為幵了綠燈。在今后几年里,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更加糟糕。如果不是過去几年來每年都重新考慮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那么中國政府在人權方面的表現肯定會更加惡劣。”

  顯然,方勵之并非在對美國總統和政府發表“不同政見”。他不想,也不敢這樣做。盡管言辭激烈、尖銳,不無“上綱上線”,指責“施壓”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為美國說話的“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何況,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著方勵之的赫赫之名,有誰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個中國人的筆下呢?

  可是這調門很高、气勢洶洶的“瞎起勁”,卻似乎并未得到美國決策圈內人的嘉許和賞識。相反卻被認為是“足以使美國最終失去在中國的影響”的“餿點子”。

  明确站出來反駁、教訓方勵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國外交圈內的重要人物,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洁明。人們不會忘記,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勵之列為布什訪華宴會的“貴賓”,后又把方藏到美國使館保護起來,最后又把方裝入美國軍用飛机運入美國。李洁明又是北京風波中代表美國官方的現場指揮者之一。既是美國外交圈內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勵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語言針鋒相對地反駁、教訓方勵之,其份量,其含義,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華盛頓時報》發表的反駁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對方勵之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的觀點之外,更突出地是表達了對呆在美國的某些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強烈反感和不滿。他明确地把呆在國內和呆在美國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表現加以對比。他說,根据他們的調查,大多數呆在中國的“持不同政見人士,已經不再強烈要求美國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很多人認為方勵之和其他一些在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出國以后,就不顧國內的人民的生活了。他們對此很反感”。

  這也就是主子對奴才的“不滿”和“反感”。說這是因為奴才們“不顧國內人民的生活”,那是虛偽。從李洁明的反駁中,并不難看出這不滿和反感的真實原因。

  其一曰:“方勵之不應該試圖使美國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嗎?几個“持不同政見者”值多少錢?你們不是优先考慮符合“美國的政策”,而是試圖借“美國的政策”來改善自身的處境,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其二日:“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應該更多地直接和中國政府打交道。美國政府應該在后面支持他們。但是不應該給他們打先鋒。”這意思就更清楚了。養活著你們,是要你們“直接和中國打交道”,也就是要你們自己上陣和中國政府對著干的。你們不這樣做,卻呆在美國國上上坐而論道,喋喋不休,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力圖把美國推到第一線為你們“打先鋒”,而且不体諒決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責和“施壓”,這更是主仆不分、擺錯了位置了。

  其三曰:“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壓力,不應衹來自美國,這种壓力是多邊的。美國應該特別支持香港和台灣的民主力量。這种來自中國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來的所謂最后通牒和威脅都更有效。”這段話那就更是“話中有話”,令人回味無窮的了。它不僅表明了對這些躲在美國養尊處优、“光說不練”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滿,而且還明确暗示,美國統治集團已下定決心把重點轉移到更多直接依賴“來自中國方面的力量”,這是不是意味著方勵之這些呆在美國的“不同政見者”因“不識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見者”,繼續呆在國內站住腳,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聯系,利用合法講壇發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嗎?

  唉!說來說去,這“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當個“夠格的”奴才,又談何容易!方勵之興沖沖地交了一份“試眷’,實際上卻被判了一個‘不及格”,落了一個使人家厭煩的尷尬處境。